（一）“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
历史是个比较体系，有时间坐标，有空间坐标，年表和地理很重要。
考古也是个比较体系，器物有类型比较，文化有区系比较，横有横比，纵有纵比，就像地图上的经纬线。
美国的街区就是按经纬编序，你要找哪一家，经路（Avenue，竖街）纬路（Street，横街）两个号一卡，位置就出来了。
思想史也有这种坐标。
古人有缩天下于指掌的说法（《论语·八佾》）。思想，纵横比较，有如指掌图。十个手指头是并行关系，都有两个关节，上中下三截，每截和每截有对应关系，但我们要注意，十个指头并不一般齐，互相对应的点，位置是错开来的。不是齐头并进，也不是齐头并退。
历史比较，常有错位。“天涯共此时”，只是个手表上的概念。同一时间下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时间下的人可以有共同的历史。只有把空间的要素加进来，时间才会变得生机盎然、丰富多彩。
下面我要讲的，是先秦诸子的地域分布。分国分域，不是不要时间，而是把同一时间表下不同地区的关系，当作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来考察，就像波浪，一浪推一浪。我是从分国分域的角度看时间问题，看它们在发展上的不平衡性。
总之，十个指头并不一般齐。
（二）大趋势：东学西渐
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
何枝可依
钱穆写过《先秦诸子系年》，我要谈的是“先秦诸子分域”。
《系年》主要是订正《史记》的《六国年表》，给诸子排年。他的书很多，我最喜欢这本书。
现在我要说的是，讲思想，除了年代，地理也很重要。
我说过，华夏地理，要看三条线，一条是北纬41°线（长城线），一条是北纬38°线（过渡线），一条是北纬35°线（王都线）。早期中国，华夏各国的主要活动区是围绕最后这条线，上下各3°。它像一块横幅，可以剪成四大块：山东、河南（包括河北南部）、山西（包括河南西部）、陕西。
讲地理，讲自然地理，山水是两大要素。
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这条大河，是把剪刀，竖着剪一刀，分出陕西、山西；横着剪一刀，分出河之北和河之南。小一点的河也重要。孔子教于洙泗，子夏教于西河，稷下学宫在哪里？在淄、系二水之间。
山：也是把剪刀。崤（崤山）、函（函谷关）以东是古人说的山东，以西是古人说的山西。这个山东是陕东（陕县以东），这个山西是陕西（陕县以西）。秦与六国是这么分。现在的山东是太行以东，山西是太行以西。太行也是一道屏障。它上面有八个出口（即所谓“太行八陉”），从这些出口出来，河北、河南、山东，华北大平原，除泰山独树其中，几乎是一马平川。泰山以西，是宋、卫、郑，泰山以北是齐，泰山以南是鲁。
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从这幅地图看，从早到晚，大趋势是东学西渐，山东传河南，河南传山西，山西传陕西。
我把它分成六区：
（1）鲁地（今山东南部），是东夷故地。
（2）齐地（今山东北部），也是东夷故地。
（3）宋、卫、郑（今河南北部的东半），是商的故地。它处于南来北往的中心，好像现在的郑州或武汉，是古代思想的集散地。
（4）楚地（今河南南部，并延伸到今湖北、湖南），陈、蔡在东，叶、申、息在西，都是楚的势力范围。楚在北方，灭国设县，申公、息公、叶公、陈公、蔡公，大县的县公，地位非常高。这些地方也是楚。我们一说楚，很多人都以为是湖北、湖南。其实河南南部同样是楚。所谓楚人，很多都是河南人。老子就是河南人。
（5）三晋两周（今河南北部的西半和今山西南部），是夏的故地。
（6）秦地（今陕西），是周的故地。
三代的历史，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画在这个横幅上。
（三）司马迁笔下的思想史
研究思想史，《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入门，可惜太简略。《淮南子·要略》值得注意。它讲了四个国家：鲁、齐、韩、秦，线条有点粗，但意思已经有了。它已经用了分域的概念。还有《史记》，也是必读书。
《史记》，材料丰富，具有不可替代性，就是讲错了，都不容忽视。作思想史，没有《史记》怎么行？司马迁作《史记》，《竹书纪年》还没发现。现在作战国史，都是用《纪年》纠正《史记》。钱穆作《系年》也如此。《史记》有错误，主要问题是，各国记各国，彼此有矛盾。他试图把列国的纪年整合在一起，还不够完善。
研究思想史，要读《史记》，首先是《太史公自序》。自序讲司马迁的学术渊源，提到司马谈的《六家要指》。
有人说“先秦无六家”，《六家要指》是汉代的分类，不对。这个分类虽出自司马谈，但不是为汉代学术分类，而是为战国学术分类。分类是针对先秦古书。我们要知道，汉初，去古未远，讲学术，还是古典为主，今学为辅。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历史，不是断代史，框架是古代框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九流十家，顺序有变化，种类有增加，但基础是《六家要指》。这就像李悝《法经》和汉《九章律》，《九章律》比六律多，但大框架还是六律。
六家，儒、墨是先秦固有的说法，阴阳、道、法、名也是存在差异的四大类。整理古代图书，不分类可以不管这类概念，一分类就要考虑这类概念。图书分类，类别有交叉，怎么办？不得已，有互见重出之法。我们不能说，分类不周全，就不用分类。
六家的顺序，《太史公自序》有三种排列：
（1）阴阳、儒、墨、名、法、道。
（2）儒、墨、法、名、道、阴阳。
（3）阴阳、儒、墨、法、名、道。
三种分类，不管怎么排，都是由三大类组成：儒、墨是一类，法、名、道是一类，阴阳是一类。它和《天下》的叙述顺序很接近。但《天下》没有阴阳家，它加了阴阳家。即使这一家，也不是汉代的发明。
战国学术，儒、墨是显学，年代最早；法、名、道、阴阳大行，主要是战国中晚期。
《汉志》的六家，是按儒、道、阴阳、法、名、墨排列，和《六家要指》不一样。这个顺序倒是有点接近汉代的理解。汉代，儒、道、阴阳才是显学，法、名、墨已经衰落。法家只剩一个汉人（晁错），名家只剩两个秦人（成公和黄公），墨家一个秦汉人都没有。汉代没有六家，只有三家。
六家的分类，涉及方法问题，这里不能详谈。我只强调一点，转述是个复杂的过程。儿子讲爸爸的想法，其中肯定有儿子的理解，肯定有追述的误差，甚至可能包含曲解，有意或无意，但这不等于说，两者可以画等号。儿子转述爸爸的话，虽不必等于爸爸的原话，但也不能说就一定是儿子的话，什么都是他编出来的。
其次，《史记》有《孔子世家》。先秦诸子，只有他一人进世家。孔家，秦代倒霉，汉代平反。孔鲋跟陈胜造反，是被逼无奈。刘邦临死，给他们平反，都追认为烈士。《孔子世家》是和《陈涉世家》并列，他们都享受王侯级待遇。这是独尊孔子。
除《孔子世家》，司马迁的三十列传，有12个和先秦学术有关，人物达111人。汉代习惯，一人可以叫一家，一书可以叫一家，《汉志》有这种用法。它已经有“百家”。我为什么说《史记》重要？就是因为它提到的人物最多，“百家争鸣”的“百家”，只有它说出个轮廓。
（1）《管晏列传》 （管子、晏子），涉及《管子》和《晏子》，《管子》和道、法有关，《晏子春秋》和儒、墨有关，都是齐系统的书。
（2）《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穰苴），涉及《司马法》。《司马法》是齐系统的兵法。
（3）《孙子吴起列传》 （孙武、孙膑、吴起），涉及《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和《吴起》。前两种是齐系统的兵法，后一种是魏国的兵法。
（4）《老子韩非列传》 （老聃、关尹、庄子、申不害、韩非），讲道家和法家，全是河南人，老聃是楚人，庄子是宋人，申不害、韩非是韩人。
（5）《仲尼弟子列传》 （孔门七十子），讲第一代儒学。“七十子”是77人。他们，籍贯可考者，鲁人占44人，齐人占7人，卫人占5人，其他国家，每个国家只1人，顶多2人。鲁、齐、卫是孔子活动的主要范围。
（6）《商君列传》 （法家的传）。商鞅是卫人，在魏、秦做事。
（7）《苏秦列传》 （纵横家的传）。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游学于齐，师鬼谷子，学太公术。
（8）《张仪列传》 （纵横家的传）。张仪是魏人，与苏秦同学。
（9）《孟子荀卿列传》（七十子之后，与孟、荀先后的诸子杂传）。凡17子：孟轲（邹人）、邹忌（邹人）、邹衍（邹人）；淳于髡（齐人）、慎到（赵人）、环渊（楚人）、接子（齐人）、田骈（齐人）、邹奭（邹人）、荀卿（赵人）、公孙龙（赵人）、剧子（赵人）、李悝（魏人）、尸子（楚人）、长卢（楚人）、吁子（“齐之阿人”）、墨翟（“宋之大夫”）。注意，它是把墨放在最后。其中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荀卿是稷下先生。
（10）《吕不韦列传》（杂家的传）。吕不韦是卫人，“阳翟大贾”。
（11）《鲁仲连邹阳列传》（儒家的传）。鲁仲连是齐人。
（12）《李斯列传》（法家的传）。李斯是“楚上蔡人”。
但司马迁也有遗漏，比如有四个人他没提到：宋钘、尹文、彭蒙、惠施。这四个人相当重要。
（四）籍贯问题
现在填表，有“籍贯”和“出生地”。两者越来越不一致。居住地也经常换，甚至可能漂洋过海，移居海外。比如我，国籍中国，老家是山西武乡，出生地是河北邢台，居住地是北京。
希腊、罗马，凡是小国变大国，都有移民问题，都有公民身份的认定问题。
公民身份，我国古代有什么规定，值得探讨。
我们从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发现，秦国的公民身份是母系认定，只有妈妈是秦国人，在秦国出生，才算秦国人。孔子，祖籍宋国，宋国是他爸爸的老家；鲁国是他妈妈家。他有两个祖国，motherland和fatherland还不一样。
古玺印和楚简都可以证明，战国时期，姓氏分布已经乱了，每个国家都有很多外来户和客卿。
研究诸子，也有这个问题。同一个人，他算哪个国家的人，古书可能有不同记载，有的是说他的祖籍，有的是说他的出生地，有的是说他的居住地。古人有以封地和居地命氏的习惯，住的地方换了，连氏都跟着变，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氏。
比如孙武子，祖籍是齐，入吴为客卿，人称“吴孙子”。
比如商鞅，祖籍是卫，后来在魏国、秦国当官。古书提到他，既作“卫鞅”，又作“商鞅”，楚简提到他，是作“秦客公孙鞅”。
先秦诸子，游学、游宦是特点。他们是一种流动人口。
流动的走向是大国。现在有“傍大款”，那时是“傍大国”。战国晚期，有“养士”的风气，干脆把他们包养起来。
孔子周游列国，目的就是“傍大国”。
35岁，他上洛阳、临淄，临淄相当现在的济南，洛阳相当现在的北京。
55岁，他上卫国，卫国就在黄河边，过河就去了晋国。他很想去晋国，但没人请。
60岁，他从卫国南下，想去楚国。
62岁，在陈国，他动过念头：是不是改去晋国，被子路拦阻。
63岁，他在楚国北境见叶公子高，想去楚国。见面前，叶公子高先跟子路打听，子路说话不得体（估计全是大实话），孔子埋怨他，你怎么不跟他讲，你的老师并不老，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古人一般活不过50岁。孔子51岁才当官，仕途不顺。现在，高校引进人才，一般不超过50岁。63岁就该退休了。叶公嫌他年龄大。
春秋晚期，晋、楚是超级大国。他真正想去，是这两个国家，没去成。
孟子也转过不少国家，是个国际学者。战国早中期，齐、魏是强国，孟子见过齐宣王和魏惠王。荀子也是国际学者，哪个国家都去。更不用说苏秦、张仪。
现代知识分子，也有流浪者。康有为有个印，印文作“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傅斯年说，“四海无家，六亲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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