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篇。
吴起（卫人）：卫左氏中人。先后学于曾申（曾参的儿子）和子夏。先入魏，为魏文侯守西河；后入楚，在楚国变法。楚悼王卒，在丧礼上，被楚大臣射杀。《汉志》兵权谋有《吴起》48篇（“有《列传》”）。他在兵家中，名气仅次于孙武。
此学源于子夏，并与子贡有关。子贡、子夏都是卫人，吴起也是卫人。看来，此学是从卫地传入。
还有两个人，可能也是魏人。
一是尸子，《汉志》杂家有《尸子》20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鲁”疑“晋”之误，集解引《别录》作“晋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楚有尸子、长卢”，可能是因为他逃秦入蜀，以蜀为楚。
二是尉缭，《汉志》兵形势有《尉缭》31篇，杂家有《尉缭》29篇（“六国时”）。今兵书有《尉缭子》，是以“梁惠王问尉缭”开篇，但《史记·秦始皇本纪》却提到“大梁人尉缭来见秦王”。
（乙）赵国
学术兴盛，比“西河之学”晚。其重要人物是慎到、荀况。他们都是稷下先生。
慎到，赵人，齐闵、襄之际游于稷下，是著名的法家。《天下》把彭蒙、田骈、慎到列为一派，法家有法、术、势三派，商鞅是讲法的代表，申不害是讲术的代表，他是讲势的代表。商鞅比他大，申不害比他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著十二论”。《汉志》法家有《慎子》42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荀况，赵人，齐闵、襄之际也在稷下活动，曾三次主持学宫，当学宫的祭酒，是战国晚期最有名的儒家。《汉志》儒家有《孙卿子》33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
比慎、荀晚，还有三个赵人。
公孙龙：是有名的名家。《汉志》名家有《公孙龙子》14篇（“赵人”）。
庞煖：是楚道家鹖冠子的弟子。《汉志》兵权谋有《庞煖》3篇。钱穆认为，庞煖即《荀子·议兵》与荀子辩论的临武君。今本《鹖冠子》有“庞子”，见于《近迭》、《度万》、《王》、《兵政》、《学问》，又有“庞煖”、“庞焕”，见于《世贤》、《武灵王》，或即《庞煖》书之遗文。
剧辛：事燕王喜，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到的剧子。《汉志》法家有《处子》9篇（班固注： “《史记》云赵有处子。”），即此人。
赵学，儒、法、名、道都有。荀况的儒术有三晋色彩。
（丙）韩国
韩国学术，是以申、韩名。韩与郑有关。郑有邓析子，讲刑名法术之学；有列御寇，是道家。
申不害：原来是郑国的京人（河南荥阳人），郑灭韩后，成为韩人。司马迁说，“申子学本黄老而主刑名”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是法家三派之一，以“术”（御臣之术）出名。《汉志》法家有《申子》6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
韩非：与李斯同学。李斯从荀况授“帝王之术” （《李斯列传》），他也学这一套。司马迁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 （《老子韩非列传》）。他不仅学儒家，也学道家和法家。韩非使秦，被李斯、姚贾谗害，下狱死。《汉志》法家有《韩子》55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韩国也重法，但不是“儒法兼用”，而是“道法兼用”，可称“道—法家”。司马迁之所以把老、庄和申、韩写进同一个传，就是因为这一点。
（六）秦地
秦地，与戎胡杂处，生存环境恶劣，其民最能吃苦，最能战斗。列国，秦国起步晚，缺乏原创性，但善于学习。人才是外来人才，学术是外来学术。秦国的敌人是魏国，秦国的老师也是魏国。秦国学术是以实用为特点。
秦国法家，商鞅、李斯最有名。
商鞅：也叫卫鞅。他是卫国公族的庶孽子孙，本来叫公孙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封为商君后的叫法。他先入魏，事魏相公叔座，后入秦，事秦孝公。商鞅变法，是用魏法变秦法，新法多用魏法。废井田，开阡陌，可能是受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影响。传《法经》于秦，也是李悝的发明。《汉志》法家有《商君》29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兵权谋有《公孙鞅》27篇。他既是法家，也是兵家。
吕不韦：卫濮阳人（《战国策·秦策》）。司马迁说他是“阳翟（韩邑，在河南禹县）大贾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以金钱为手段，助秦昭襄王立，聚游士宾客，编《吕氏春秋》。《汉志》杂家有《吕氏春秋》26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杂家是“百科全书派”，特点是杂抄众书，杂取众说。
李斯：楚上蔡人，与韩非俱事荀卿，学帝王术，学术背景也是三晋儒学和三晋法术。
商鞅是丞相，吕不韦是丞相，李斯也是丞相。
秦国的三大学者都是丞相，真是官气十足。
三
钱穆说，“昔人考论诸子年世”有三大毛病，一是“各治一家，不能通贯”，这是不讲系统；二是“详其著显，略其晦沉”，光注意名人名著，不顾其他；三是“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主要是迷信《史记》。关键是不讲辑佚，不讲辨伪，不讲考据，没有细活，也没有大局观。
我们看见的历史都是被简化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肯定是一笔糊涂账，头绪纷繁，好像乱麻。历史学家，快刀斩乱麻，痛快是痛快，可惜历史不是这样。我们从身边的事想一想，不难明白。
说几个看似题外却是有关的问题。
（一）谁是真正的英雄？
上述人物、上述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有如大浪淘沙，很多人都被遗忘，很多书都已失传，就像血染沙场的将士，未能笑到最后。笑到最后，全是运气好，死里逃生的人。死了的是烈士，活着的是英雄。
书，运气好，有些还可能发现，靠考古发现。考古很神奇，它能“起死人于地下”，但考古也非万能。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并不是添枝加叶、添砖加瓦，而是给你点儿感觉，给你点儿启发，让你发现盲区，窥见全景，对已知未知、虚实表里，有个大致的估计。
《左传》上有句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话很有名（估计是臧文仲的话），就是讲人能记住点什么。
孔门四科，德行是立德，言语、政事是立功，文学是立言。
道德高，像云彩，飘得越高，散得越快。孔门德行科，四人，颜回名气大吧？大家记住了什么？很可怜。四大道德家，全都烟消云散。
言语科，搞外交，搞政治，立功名于当世，也很风光。宰予，除了孔子骂他，我们还知道什么？子贡，要是没有《论语》，我们还知道什么？
事功很重要，也不容易被人记住。政事科，冉求本事大，但实在不是东西，子路才是条汉子。子路见于《论语》，次数最多，活灵活现，要是没有《论语》，怎么办？
子游、子夏读书多，但没有著作传世。没有著作传世，最吃亏。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孔子不写书，七十子也没有著作传世，很遗憾。道统，孔曾思孟，是靠《四书五经》。中哲史，孔孟荀，是靠《论语》、《孟子》、《荀子》。古人最重身后名。身后名，有书和没书可大不一样。
司马迁讲泰山鸿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宁肯去势，也要传世，道理就在这里。
孔门，谁最重要，我是说当时。平心而论，四个人。第一是颜渊，这是老师的评价，没商量。第二是子路，别看老师骂，最忠诚，最勇敢，保护老师，离不开他。第三是子贡，孔子死后，他掌门，鲁国贵族毁老师，说他比老师强，谁来辩诬，只有他。第四是子夏，西河之学源于他，汉代经学源于他，对后世影响最大。
论资历，论贡献，论老师的评价，曾子没法跟他们比。
曾子辈分最晚，思、孟更是后学，根本不属于七十子。
研究中国思想史，大家看重书。书，看重论说体。简帛古书，《五行》、《性自命出》、《老子》、《恒先》，大家觉得，书，只有写成这样，才叫哲学，才叫思想。再大的思想家，没有书，或虽有书，不会讲大道理，难免被人遗忘。
（二）子书文体
子书文体，分三大类：
（甲）故事类（侧重事）
形式类似后世的纪事本末体。每个故事是独立的，有人物，有事件，说话是附带。
张政烺先生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题名，用了“事语”这个词。《国语》就是这种书。《左传》就是利用各种事语，按《春秋》系年，给我们讲故事。这种故事书，现在越出越多，已经到了必须汇总研究的地步。传世文献，除《左传》、《国语》、《国策》，还有《韩非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也要汇总研究。
诸子是模仿史书。如有些子书干脆就叫“春秋”（如《晏子春秋》），甚至连形式都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编排（如《吕氏春秋》）。讲故事是子书的一体。
故事分两种：
（1）历史故事。诸子游说，搬弄掌故。这些故事，只是谈资。比如《战国策》就是纵横家的谈资。《韩非子》的“说”（内外《储说》、《说林》）也是游说的资料。
（2）文学故事。比如《庄子》中的很多寓言就是属于这类故事。
（乙）言语类（侧重语）
子书的特点，更大特点，不是讲故事，而是讲道理。特点是突出话语，淡化故事，人物少或没有。它分三类：
（1）语录体，分两种：
短章语录体，典型例子是《缁衣》。《坊记》、《中庸》、《表记》有点类似。它的最大特点是“子曰诗云”或“子曰书云”，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话，多余的话一点没有。
长篇语录体（或记言体），开头有个说话人，下面没人或基本没人。如《孙子兵法》，每篇开头都有“孙子曰”三个字；《墨子》的《尚贤》等十篇，每篇开头都有“子墨子曰”四个字。《孙子》十三篇，除开头有个说话人，基本上全是论述。它只提到四个人，两个恐怖分子（专诸、曹刿），两个大特务（伊挚、吕牙）。他拿这四个人说事，是为了挑战道德。
（2）论说体，也分两种：
短章论说体，没有人，只有话，读其书，如入无人之境。典型例子是《老子》。《老子》押韵，类似赋。古代道论是采用这种文体。比如上博楚简《恒先》，就是这一种。它有点类似语录体，但不引经据典，也没有说话人。搞中哲史，大家最喜欢这种书。
长篇论说体，也是没人或很少有人，只有话。比如《荀子》和《韩非子》，战国晚期的子书，就有不少这种文章。
（3）对话体，也分两种：
形式自然的对话体，对话比较自然，说哪算哪儿，更像故事中的对话。这种文章，战国晚期也很流行。比如《荀子·议兵》就是这种文章。
人为设计的对话体，以问题为主，设为客主问答，对话是编出来的。比如很多兵书和医书，就爱使用这种文体。汉代的赋也有这一种。
（丙）故事加言语类（事、语并重）
子书文体，上面所说，只是大概分一分，实际上，很多都是既有故事，又有言语，人也有，事也有，话也有。比如《大戴礼》和《礼记》，就是多种文体都有。
子书是“诸子百家语”。这种“语”，有些是以短见长，所谓篇，只是由短章杂凑，一本书没多少篇，五千字就一本书。比如《孙子》和《老子》，都只有五千多字。还有些，是鸿篇巨制、长篇大论。比如《管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是当时的丛书。我们看《汉志》，上百篇的大书都有，比如《太公》有237篇，《司马法》有155篇。
《论语》也是“语”，过去多称为语录体。其实它是什么体都有。既有人，也有事，既有最短的语录，也有长一点的对话（如《论语·先进》的“四子言志”章）。它的特点是人多，全书算下来，有156人。人多好，适合作历史研究，研究诸子，哪一门哪一派有这么好的资料？没有。读《论语》，不讲历史，空谈性理，如入宝山空手归，岂不可惜。
《论语》和什么书像？《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原来叫《世说新书》，最初不以“语”名。但它和“语”的传统有关，和刘向有关。刘向整过《国语》，写过《说苑》、《新序》，对历史掌故很熟悉。这些掌故就是“语”。此书头四门就是以“四科”为题。《孔子家语》，讲孔家的事，也是“语”。
古代的“语”，还有成语格言之一体，比如《大戴礼·武王践阼》的“戒书”，包括12种铭文：席铭、机铭、鉴铭、盥盘铭、楹铭、杖铭、带铭、履屦铭、觞豆铭、剑铭、弓铭和矛铭。其中“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就被中山王大鼎的铭文引用。这些铭文，多属格言，古人叫“语曰”的“语”是这种“语”。《逸周书》和《太公》有这类东西。《孔子家语》的《金人铭》属这一类。这种“语”是一种典故，典故烂熟于胸，才能游说。还有谜语或歇后语类的“隐语”，也是一种“语”。
丛谈琐语、小说笔记，都有搜罗掌故以备查询的功用（类书也有这类功用）。子书是干什么用的？最初是供游说，其实是干禄书。
（三）从故事研究诸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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