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司马光还是富弼，作为旧党他们早都在政治上靠边站了。由于不愿在政治高压下放弃理想和良知，邵雍许多在中央和地方为官的门生故旧们都想辞官而去。
　　用现代经济术语来说，这就叫“逆向淘汰”或者“劣币驱逐良币”。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得正直爱民、人格独立的官员难以立足。他们不愿同流合污，只得挂冠而去。这却给了那些曲意逢迎、钻营拍马的投机分子更多的机会。而这些投机分子出卖良知和人格，只为在运动中捞取更大的个人利益。于是乎，政治生态更加恶化，导致更多善良的官员去职，形成了恶性循环。
　　邵雍只能告诫他们：“现在正是你们这些贤者尽力的时候了。新法固然严苛，你们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你们一定要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在执行新政时，你们能宽一分，老百姓就能受一分惠。现在甩手不干，或许能得一个清名，但对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天下纷扰不已，谣诼四起。
　　有人当面向邵雍请教，大宋王朝气数如何。
　　面对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邵雍一不打哈哈，二不扯人民政权万万年之类的空话，只是翻出两册书给他看。
　　来人本以为邵先生拿出的是《推背图》或者其他什么谶纬禁书呢，但看到书目，他却傻了眼！邵雍出示给他的是《晋书》中晋怀帝、晋愍帝的帝纪和《五代史》中后晋出帝的帝纪。
　　晋怀帝、晋愍帝是西晋的末代皇帝。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匈奴人刘聪攻入洛阳（在郭璞的故事里曾提到过）。晋怀帝被俘，并于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被毒死。
　　怀帝死后，晋愍帝在长安继位，改年号为“建兴”。到建兴四年（公元316 年），长安被围，愍帝降于刘汉，在当年也为刘聪所杀。
　　后晋出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的侄子，是后晋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皇帝。按辈份，后晋出帝成了“孙皇帝”。他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出兵伐辽，结果反被辽帝耶律德光所擒。辽帝倒也没杀他，只是安排他在辽宁那疙瘩修理地球，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大宋开国后，后晋出帝才病死。
　　来人对这个哑谜似的答案自然是心知肚明。但仍咋舌不已，难道历史真的会如此惊人的相似么？而邵雍只能无可奈何地作了一首《左衽诗》，感慨历史兴亡变迁的循环往复：
　　自古御戎无上策，唯凭仁义是中原。
　　王师问罪固能道，天子蒙尘争忍闻。
　　二晋乱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陈编。
　　公闾延广何人也，始信兴邦亦一言。
　　古代汉人衣衽多右掩，左衽是胡人的习惯，因而左衽也借指被胡虏统治和奴役。天子蒙尘、三君屈辱的乱亡历史让宋人感慨不已。但不久后，历史又将重演，再让后人掩卷而叹。
　　其实在宋太祖开国之初（建隆元年十一月甲子）即曾请邵雍的师祖陈抟占筮过国祚，得离卦之明夷卦（也有书说是明夷卦之离卦）。
　　离为火，主南方，对于中原王朝这是偏安之象。陈抟当时就告诉赵匡胤：“一百零九年后，南方有妖气，用之必多事”，而“到了丙午年（靖康元年）大宋就极其危险了，有二位君王会罹祸！”

　　在晚年岁月里，邵雍迎来了一位重要的访客。
　　这个人就是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
　　熙宁初年，欧阳修还在参知政事（副宰相）任上时（后来他因为对新法有所批评抵制，而被赶出中央），曾让儿子去洛阳探视姨妈（即王拱辰（宣徽）的夫人，欧阳修和王拱辰是连襟）。欧阳修早闻邵雍的大名，所以他叮嘱儿子到洛阳时一定要去拜见邵老夫子。
　　这本来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没想到邵老夫子异常热情。拉欧阳棐坐下后，老夫子就开始痛说革命家史，直讲到日落西山红霞飞。
　　欧阳棐同学抻着脖子听了整整一天，总算听老同志唠叨完，连忙起身告辞。邵老夫子极其客气，直送到门口，还做了一个揖。这让欧阳棐受宠若惊，要知道对严重有威、身都将相的富弼，邵雍都做小儿样看。而欧阳棐只是个后辈小生，却受此殊荣，倒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揖别时，邵雍特地叮嘱一句，“俺讲的话你将来可千万别忘记了！”
　　欧阳棐：“-_-!!!……”，心中直犯嘀咕：“您也没给我什么教诫啊？要我记住啥啊？记住您的口述实录？这与我何干？”

　　二十年后的元佑年间，洛阳的长官韩维请朝廷为邵雍议一个谥号。按例该由一位太常博士写一篇描述邵雍生前光辉事迹的谥议文章。不用说，各位已经猜到，轮到这项光荣任务的人正是欧阳棐。
　　一般来说，这种工作都要由死者家属提供文字素材，太常博士再润色一下。可这篇谥议却是由欧阳棐独自一挥而就，文章恍若邵雍先生的自序。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邵雍六十七岁，他预知自己的生命已到了尽头。
　　寒食节，邵雍去伊川为父亲扫墓。中途路过上官店，在殿丞信孝杰家休息。信孝杰是邵雍最早的弟子之一。每年邵雍去为父亲扫墓，都在他家小坐。信孝杰死后，就由他的八个儿子来侍迎邵雍，邵雍也视他们为子侄。
　　临别之际，邵雍对他们说，“下次我再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与今日不同了。” 诸子面面相觑，但不敢细问。

　　入夏后，邵雍开始生病，身体日渐衰弱，但神志却十分清醒。
　　司马光前来探病，邵雍笑着对他说，“看来我要见证辩证法的伟大胜利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即将死亡，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
　　司马光见他病情并不严重，就说：“先生恐怕还不到这一步吧？”
　　邵雍再报以微笑：“死生只不过是寻常事罢了。”

　　张载也来探望邵雍。别看张载是大哲学家，可也喜欢研究个中医、算命什么的。在病榻前，张载为邵雍诊了一下脉：“先生脉息不亏，问题不大。”
　　邵雍只是淡然一笑。
　　张载明白邵雍的心意，为了让邵雍更加相信自己，他干脆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先生信命吗？要不我来帮您推个八字吧。”
　　邵雍说：“世俗所谓的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天命！”
　　张载也是聪明人，说：“得，您都知道天命了，我还推个啥。”

　　邵雍曾写过《闲行吟》一诗，诗中有云：“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一个人内心没有主张，请人占卜决疑，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犹疑不定。那些动辄求神问卜的人可以此为诫。
　　虽然自知病深已无药可医，但为了安慰朋友，邵雍仍在接受治疗，并赋诗云“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 

　　夏六月，病情加重。一日午睡后，邵雍把儿子叫到跟前，对他说：“刚才我梦见有旌旗鹤雁从天而降，引导我行于乱山之中。我与我与司马君实（司马光字）、吕晦叔（吕公著字）等诸公在一个驿亭作别，起身回视山壁间，上面有四个大字‘千秋万岁’。看来我的精神已经要离开这个肉体了，请不要再以医药相逼，作无谓的治疗了！”

　　七月，邵雍病情转危。作了近三十年邻居的程颐来看先生。这位道学先生，板着脸认真地对邵雍说：“先生现在这个样子，他人都无以为力，只能您自作主张了。”
　　人在生死之际，只能独来独往，独生独死，全凭个人平时的修为功夫，哪怕是至亲至爱，也都爱莫能助了。
　　邵雍早已看透了生死，说：“我平生学道，岂不知此？呵呵，其实也无什么可主张的。”
　　不来不去，不生不灭，轮回涅槃，只是一味。
　　程颐在病榻前仍不停地和邵雍抬杠。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偏激，认死理，钻牛角尖，爱与人辩论，
　　看到程颐叫真的样子，邵雍不禁莞尔，打趣说：“正叔（程颐字）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生姜树头出也。”估计是说程颐如生姜般老辣吧。
　　程颐却始终严肃，正色道：“从此就要与先生诀别了，先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这时邵雍气息已经微弱，只能举起两手，比划着示意。
　　“一定要解放幽云十六州，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程夫子试着猜测邵雍的意思。
　　邵雍摇了摇头，用尽全身的力气，慢慢的说：“面前的路径要放宽。路径窄了，自己都没有容身之处，何况让别人走？”

　　司马光、张载、二程兄弟等朋友已经在外厅低声讨论着后事的处理了。他们没有想到，邵雍全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有人提议墓地就选在洛阳城边时，邵雍叫儿子伯温进来，叮嘱他说：“诸君想葬我于近城之地，但我想还是葬在你爷爷身边吧。”
　　停顿了一下，望着泪眼模糊的邵伯温，邵雍又说道：“我的墓志铭一定要让程伯淳（程颢字）来写！”

　　七月四日，病危中的邵雍写下了此生中最后一首诗——《病亟吟》：
　　“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
　　第二天晨五更，一代大哲邵雍与世长辞，时为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五日癸丑。

　　邵雍的生前友好和洛阳的父老乡亲们扶着灵柩向伊川神阴原方向缓缓而行。
　　途经上官店，信孝杰的儿子们在路边泣奠。不到半年时间，邵先生再次路过此地，但却已是阴阳两隔。
　　人们低声唱颂着挽歌，歌词是邵雍的《自作真赞》：
　　“松桂操行，莺花文才，江山气度，风月情怀。
　　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

　　宋哲宗元佑年间，朝廷赐谥"康节"，从此邵雍又被后人称为邵康节。到宋徽宗崇宁初年, 邵雍从祀孔子文庙，并被追封新安伯。终生无职无权的一介布衣，身后能与孔老夫子一起吃冷猪肉的，千年来恐怕只有邵雍一人。

　　五十年后的丁未年，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至漠北，史称靖康之耻，北宋亡。
　　神州沦陷，生灵涂炭。
　　早邵雍五年去世的欧阳修生前曾在一个记事册子上题过“丙午年，不入蜀，则入吴”的预言。
　　丙午年正是宋钦宗靖康元年。北宋灭亡之际，四川因为和尚原战役的胜利而得以全保，成为乱世中的桃源。吴地却非最佳选择。宋高宗南渡之后，金兵“搜山检海”捉拿赵构，直逼得他乘船逃入大海。江南一带也惨遭兵燹。

　　邵伯温携亲带友正是入蜀地避的祸。后来有人问他，康节先生知天地之数，是否事前已有安排？
　　邵伯温沉默了，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场景。气息奄奄的父亲一字一顿地向他交待了最后的遗嘱：
　　“丁未岁子孙可入蜀”

　　让我们用朱熹的《康节先生赞》来结束邵雍的故事吧：
　　“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
　　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