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岁时，邵雍全家移居到了洛阳。
　　移居洛阳后，他再未远游四方，也没有出任什么公职，只是成天窝在家里研究学问。按现在的标准，整一个标准的宅男。
　　由于成天宅在家里，经济成了大问题。邵雍进而升级为宅圣（宅中剩男），四十三岁（一说四十五岁）才在学生的资助下才成婚。
　　其实刚搬到洛阳时，不要说娶老婆，就是连住房都成问题。邵雍一家暂住的地方连遮风蔽雨都作不到。邵雍自己打柴、做饭孝养父母（此时他亲生母亲已去世，孝养的是后妈）。虽然家里一贫如洗，常常缺米少粮，但邵雍却始终能自得其乐。

　　渐渐地，邵雍在洛阳城里也有了一些朋友。现代人都讲人脉，邵雍的人脉可谓是顶级的了。我们看看，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人：
　　司马光，宰相。啥也别说了，光一个“司马光砸缸”，就足以让多少千古风流人物嘘唏不已。那些英雄自以为可以流芳万世的大业伟业，如今早已灰飞烟灭、湮没无闻，还顶不上司马光小时候手里的一块板砖，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
　　吕公著，宰相。这可是标准的官三代啊。他爹吕夷简是宰相，爷爷吕蒙亨是大理寺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大爷（父亲的伯父）吕蒙正更是状元兼宰相。
　　富弼，宰相，郑国公。那也是贵胄子弟，曾祖受封韩国公，爷爷郑国公，老爸秦国公。富弼的岳父晏殊也是宰相。
　　王拱辰，19岁中状元。出使辽国时，连辽主都对这位少年状元敬重有加、频频敬酒。时任西京留守，相当于洛阳市长。
　　……

　　虽然这些朋友为官作宰、非富即贵，但对邵雍却恭敬有如师长。他们知道邵雍有深不可测的学问。
　　一次，富弼因自家花园里牡丹盛开，邀请司马光、文彦博、楚建中、刘凡、邵雍等一群朋友来府中聚会赏花。花开富贵，逸兴遄飞。有人趁兴问邵雍，能不能算一算花栏中一共有多少朵牡丹？
　　望着成百上千怒放的花朵，邵雍不慌不忙卜算出数目。经过一番清点，居然丝毫不差。
　　又有好事者问了，那能不能再算一下什么时候花落呢？
　　这次却不像刚才那么轻松，邵雍居然反复揲蓍了好几次。各位坐客也渐渐有些耐不住性子，流露出怀疑的神色。
　　沉吟许久，邵雍终于公布了自己的答案：“此花命尽来日午时！”。
　　朋友们一片哗然，没有人相信，场面甚是尴尬。
　　最搞笑的是一向以严肃古板著称的司马光。他的脸色十分难看，目光似乎被强力胶粘在屋角上了，仰着脖子半天，楞是假装自己走神，啥也没听见。
　　还好富弼信仰佛教，为人大度，并不以此为意。他打破僵局，笑着说，“既然如此，明天再来我家雅集，吃好饭，大家一起来验证邵先生的预言。”
　　众人一听，明天能够继续混吃混喝，还有热闹可看，齐声答个“诺”字，便一哄而散了。
　　第二天，大家吃好午饭，花尚安然无恙。正在煮茶的时候，富弼家的一群马不知怎么地从马厩中跳了出来，和客人的马在花丛里打成了一团。等到尘埃落定，那些国色天香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悉数尽毁了。

　　朋友们为邵雍在洛阳的天津桥畔置办了一处房产。虽然生活谈不上多么富裕，但有了自己幸福安乐的小窝，邵雍非常满意。他给自己的房子起了个雅号——“安乐窝”。
　　从此，邵雍开始了幸福的宅男生活。他每天上午焚香打坐，下午吃两杯小酒。只喝得微醉，绝不至酩酊，再趁兴咏唱或书写下几首幸福的诗句。
　　当然，宅男还是偶尔要出门的，但出门的条件是严格限定的：风不出、雨不出、寒不出、暑不出。真是羡慕煞那些在严冬酷夏、寒风烈日里奔波的名利中人。
　　直等到春暖花开或秋高气爽之时，气候清和宜人，邵雍就坐上小车，开始随兴的出游。
　　由于出门少，邵雍先生的每一次出行都成了当地节日。一听见车声，当地人民奔走相告，“邵先生可来了，千万别让他跑喽”。一路上你拉我扯，争相请先生到家里做客，鱼水情深，场面那是相当的感人。
　　为了多留邵先生住两天，一些人家甚至仿安乐窝盖起了屋舍，专候先生下榻。于是乎，邵雍在洛阳又有了二十余家“行窝”。

　　朋友们多次为邵雍谋得了一官半职，却都被邵雍推辞了。少年时也曾“志高天下”，但随着“学益老，德益劭”，邵雍明白了那只是年少轻狂。所谓的豪情壮志，虽然都披着“为国为民”的外衣，但仔细观察下来，大多是名利的私心和权力的欲望在作怪。只可怜民众，被打着形形色色“高尚”旗号的野心家们所绑架，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中，强迫接受着“解放”和“服务”。
　　正如先生在《游上寺》诗中所言：
　　“堪嗟五霸争周烬，可笑三分拾汉余。
　　何似不才闲处坐，平时云水绕衣裾。”

　　朱熹曾如此评价邵雍，“康节本是要出来有为底（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处，方试为之；才觉难，便拽身退，正张子房之流。”
　　正因为精明无比，才深知其中的利害，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降低了自己的幸福感。功名富贵自有天定，一旦去强求，往往便得不偿失。更何况我们有限的智慧让我们根本看不清事物的利与弊，更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曾言：“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个是得到自己想要的。”（There are two tragedies in life. One is not to get your heart’s desire. The other is to get it.）。福祸相倚，循环无际，光阴如箭，无常迅速，又何必作千岁之忧，倒不如安住在当下的快乐之中。
　　邵康节先生的《岁暮自贻》正是对这种欢喜安乐的隐居生活的最好写照：
　　“当年志意欲横秋，今日思之重可羞。
　　事到强图皆屑屑，道非真得尽悠悠。
　　静中照物精难隐，老后看书味转优。
　　谈尘从容对宾客，荐章重叠误公侯。
　　已蒙贤杰开青眼，不顾妻孥怨白头。
　　谷口郑真焉敢望，寿陵余子若为谋。
　　鼎间龙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废讲求。
　　一枕晴窗睡初觉，数声幽鸟语方休。
　　林泉好处将诗买，风月佳时用酒酬。
　　三百六旬如去箭，肯教襟抱落闲愁？”

除了为官作宰的朋友，邵雍还有一帮哲学家朋友，那就是二程兄弟和张载。他们和邵雍并列北宋五子（除这四人外，还有一位是写《爱莲说》的周敦颐，他是二程的老师，与邵雍同属陈抟传承），一起开创了宋明理学，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千年中国人的思想、政治和社会。
　　二程兄弟，大哥程颢，后世称为明道先生；二哥程颐，后世称为伊川先生。他们与邵雍同里巷而居，交游密切，做了近三十年的朋友。
　　大程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但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宋史》中称他“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是个标准的好好先生。
　　而小程伊川先生，却是古板迂腐、不苟言笑，一副苦大仇深的道学家面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是他的千古名言，而成语“程门立雪”中的“程门”便是这位老先生的府第了。
　　张载是二程兄弟的表叔，世称横渠先生。他最著名的口号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创造了我国豪言壮语的又一高峰，

　　邵雍曾想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二程兄弟。然而二程兄弟正沉浸在“天理”大道之中，哪得工夫学这些前知小学？
　　有一次，邵雍与程伊川同坐，听闻到一声雷响。邵雍有意问程伊川：“你知道这雷从何方起么？”
　　没想到，程伊川眼也不抬，用了一种脑筋急转弯的方式回答：“从起处起！”，枉费邵雍一片苦心。
　　即便如此，天天一起厮混，二程兄弟对邵氏之学多少也有些耳闻。
　　有一次，大程明道先生在监考，闲极无聊，回忆起邵雍所说，就试着推算起来。算着算着，就摸出门道了。出来得意地对邵雍说：“你的数学，只不过是加一倍法。以此推知西汉扬雄的《太玄》都不济事。”
　　大程夫子竟有如此悟性，这让邵雍大为震惊。他不禁拍着大程的背，说了一句：“大哥，你恁聪明！”（这可是古籍上的原话，试着用河南话读读一定很有味道）

　　二程兄弟最终没有承邵氏衣钵，他们有自己的学问体系。
　　邵雍又将希望寄托在吕公著和司马光身上。看中他们，并非因为其富贵权势。像变法新贵章惇等人想要学先生的数学，都被其婉拒了。选吕公著，是因为其聪敏；而选司马光，则是因其专心。
　　可惜此二位也没有兴趣学邵氏的学问。政事之余，司马光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资治通鉴》的编撰上了；而吕公著更以生死解脱为大事，无暇顾及于此了（其祖上吕蒙正曾发愿：“不信三宝者，愿不生我家。愿子孙世世食禄于朝，外护佛法”）。
　　门人弟子中首推王豫和张岷，但此二人才力不足于弘道。邵伯温年纪尚轻，更无法膺此重任。王豫因种种因缘，未能将邵子之学弘扬，最后只能把老师的书殉葬于枕中。可叹被邵雍称为“安乐窝中一部书”的《皇极经世》，在他死后不久就散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