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心中有良知”这样的命题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对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诱,不是剑拔弩张;对社会是逐渐改良,不是狂飙突起。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个大家,阳明学是中国儒学的最后一个高峰。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的人格魅力。

　　亭前格竹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王阳明的“心学”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他开创的一代学术新风,不仅浸润了明代近百年的儒学,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近代的启蒙思潮,而且直到现在,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王阳明从小接受程朱“理学”教育。他对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很入迷,希望通过对自然界一草一木的耐心品味和静心思考,以得到所谓的“天理”。

　　 朱熹以为,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格物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王阳明是个刻苦的人,就打算像朱熹一样认真格尽天下物,然后明白宇宙世间的道理。同时阳明又对此很怀疑,以天下之大,物类之多,怎么格得完呢?有一天,他对一位钱姓朋友说了自己的疑问,并指着亭前的竹子,让钱姓朋友格格看。钱姓朋友从早格到晚,竭尽心力,到了第三天,竟致过度劳累卧床不起。王阳明觉得纳闷,不就格个竹子,怎么竟会心力交瘁以致病倒。阳明于是打算自己去穷格一番,但他从早格到晚,格得头晕眼花,还是不能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也病倒了。

　　 此事为阳明自述,但没说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只笼统地说“初年”。这事只表明阳明当时过于年轻,还不能真正了解朱子哲学格物论的全部内涵。

　　朱熹从来没有教人这样去格物致知,不过,这样鲁莽的求学方式,倒也表现了少年阳明不盲信,为学肯下大功夫的个性。

　　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一天,阳明偶然读到朱熹的一句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至精,为读书之法。”阳明眼前一亮,以往觉得为圣无门,大概是因为自己涉猎虽广博,却没有循序致精,所以总是不得要领。自以为找到了成圣的门径,他又钻研起了朱子格物的学问。

　　 过了一段时间,阳明又迷惑了,虽然自己确实在循序渐进细致精研,但按照朱子的方法,事物的“理”和自己的心,判若两途,还是觉得山高水远。他越探讨就越感到糊涂,由于心中烦躁,又是一场大病,于是更觉得圣贤有分,不是人人做得。

　　 由于一时找不到成圣之路,身体又有病,阳明产生了入山修道的想法。

　　 弘治十四年(1501),勤奋的王阳明白天上班,晚上总是燃灯读书到深夜,他父亲担心他用功过度再次生病,不许家人在书房点灯。王阳明就在父亲睡着后,偷偷点灯,读到深夜,直到累得吐血。最后官都没法做,只好请假,在阳明洞按时静坐,练习气功,病情才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完全祛根。

　　一个人爱学问爱到屡屡病倒,也难怪他最后能超凡入圣,真正完成了早年的心愿,做事成大功,做学问成圣贤。

　　年轻时的王阳明由于太聪明,加之年轻而心性不定,所以志向经常变动:有时去习武,有时去研究兵法,有时去做诗,有时想成圣人,有时又觉得什么都不好,还是去做和尚道士好。

　　师承陆九渊

　　后来,王阳明从陆九渊的思想中得到了启悟。

　　 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辈——象山先生陆九渊。陆九渊是公认的天才,4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权威喝止他。然而父亲可以喝止陆九渊的行动,却不能阻止他的思维继续扩展。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激动道:“原来无穷。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后来王阳明也有类似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这虽只是事实性判断,但亦隐然包含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大胆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如果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晚年之时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人。”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确实无他这般人。陆九渊不像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崛起,超越当时流行的学术潮流,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现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扬光大。

　　 心学之一大特点即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像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王阳明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善根”的过程。他自以为没有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的“迂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直到18岁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娄一斋。

　　 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他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倾向。娄氏向王阳明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后世认为,即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

　　 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一般地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僻所在。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可以每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于是有了著名的“龙场顿悟”。

　　龙场悟道后,阳明自觉有一种打骨出髓的感受,明白所谓天理物理,所谓圣人之道,全在个人心中,全在自己与生俱来的禀性之中。

　　 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己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正式竖起心学大旗。

　　知与行不能分离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技术的统治下,我们已经陷入灵肉分离、主客二元的困境。此时,王阳明的思想向我们透出东方智慧的隽永魅力。

　　 王阳明是怎样处理理论和实践的脱离问题的呢?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知和行并非相互脱离的环节,而是统一在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有学生反问他,说有人懂得尽孝的道理却不去做,这不是分离的吗?对此王阳明答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他懂了某个道理却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懂。

　　 王阳明指出,知与行的分离造成两种人:一种人“冥行妄作”,也就是不加反思任性胡为,片面强调主观意志,不顾现实条件,还自称所谓“个性”;另一种人则“悬空思索”,也就是光想不做,把空想当做生活本身来接受。他们不去通过实践交往来认识他人,仅仅将自身的想象加诸在对方身上,他们会说“我的爱,同你无关”,一旦受挫,不觉得自己不曾融入生活,反怪“世界不符合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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