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

    大元王朝创建者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托雷正妻的第二个儿子，生于太祖十年，即公元1215年8月。少年时期，忽必烈就博得老祖父成吉思汗的欢心和欣赏。托雷病死后，忽必烈一直在真定封地随侍母亲身边，事太后至孝。他尽心协助母亲处理内外事务，并学习抚御部众的经验和方法，显示出友善部下的特殊本领。

    忽必烈一生的事业，也就是从这时集结贤士起家的。忽必烈的家庭因为封地在真定的关系，较早地同供其服务的僧、道、医生及通译人打交道。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因为战乱混迹其中，忽必烈年轻时就常与这些人接触耳濡目染，在思想上深受影响。在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忽必烈效法唐太宗招致十八学士的榜样，开始设置幕府广招天下之士，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元朝政府的辅佐大臣。

    忽必烈受命主持中原政务时，采取用儒法治理中原的政策，将中原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政绩斐然。同时，忽必烈在蒙古大规模征服斗争中战功显赫，这些都为忽必烈问鼎帝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激烈的政治角逐，忽必烈于1259年登上大汗宝位。1271年，忽必烈在巩固自己帝位以后，改国号为大元。

    忽必烈称帝后，秉承成吉思汗遗志，开始实施既定的统一计划。一方面消除诸侯割据，平定诸王之乱；另一方面继续大规模征战，扩展元朝版图。于1279年灭掉南宋，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分裂混战局面。

    南宋的灭亡，中国的统一，标志着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逐渐变为以汉地为重心的大元王朝。由此，元王朝走上了其日臻鼎盛的历程。

    元朝的统一规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可以说，中国今天的辽阔疆域，就是在元朝的基础上定下轮廓的。为扭转长期战乱造成的残破局面，忽必烈称帝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元朝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经济的恢复为元朝强化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忽必烈在加强大都守备的同时，着力推行汉法，改革旧制，设置行省制度，调整行政区划，确立了以原封建王朝的传统体制为主干的中央集权制度。

    行省原为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用以主持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元朝灭宋后，行省这种管理形式被广泛采用推行，逐渐演变成为地方的行政机构和地理区域。当时设立的行省，有岭北、辽阳、江浙、征东等共十一个，管辖着元王朝百分之六十的国土。通过行省制度，元朝的行政管理范围，能进一步深入到偏远地区。

    元王朝开创了北方少数民族征服全国的先例，城内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由于这些少数民族间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文化殊异，情况千差万别十分复杂。元世祖忽必烈针对国内多民族的实际情况，从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出发确立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国家的大统一，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外交通的发达，为元朝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文化多姿多彩，内容十分丰富，元杂剧的繁荣使戏剧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涌现出关汉卿、王实甫、郑兴祖、马致远、白朴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杰出戏剧家。

    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中国伟大的科学发明，都是这一时期辗转传人西欧的。

    至元二十二年，即公元1285年2月，忽必烈病逝，享年七十岁。

    铁骑灭宋

    忽必烈统治时期，帝国的统治中心移到中原地区。如何除掉偏安一隅的南宋，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忽必烈之前，蒙哥汗曾采用包抄大理，经蜀中迂回攻宋的战略，却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则采取降将的建议，进攻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宋度宗咸淳三年，即公元1267年8月，忽必烈举兵南下，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拉开了战幕。

    当时，襄阳、樊城城艰池深，号称兵储可支撑十年，两城互为依托，广大军民也决心与来犯之敌死战。所以头几年里，虽然蒙古军采用了筑堡垒、练水军、杜绝襄樊粮道等种种计谋，使宋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但仍未攻克襄樊。

    期间，南宋政权先后数次派兵援助襄樊守军，但都以失败告终。

    至元九年，即公元1272年正月，元军采取了张弘范提出的，从水陆两路断绝襄樊守军外援的计谋，又利用西域回回炮轰击樊城，樊城终被攻破，守将范天顺英勇战死。

    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至此，经历了六年的襄樊保卫战宣告结束。

    元军攻占襄樊后，宋廷大为震惊。此时南宋防御战线虽然与元军的攻击战线呈彼此互有的态势，宋军还有建康、镇江、安庆、江州、鄂州等沿江战略要塞，但全线防御已是支离破碎，不堪一击。

    至元十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伯颜率领大军。伯颜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淮西淮东，直指扬州；另一路伯颜亲自率领，沿汉水入长江并顺江而下，直逼临安。

    1278年，驻守潮州的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坚强不屈的爱国主义彪炳千秋！

    至元十六年，宋军与元军最后会战于海南崖山边的海面上，宋军大败。陆秀夫背着九岁的幼主跳海溺死，随后有很多臣民跳海自杀。

    七天后，有十万多具尸体浮出海面，南宋灭亡。

    元世祖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率领蒙、汉等各族武装灭掉了南宋，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元朝的版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东征日本

    元初东侵日本战争，是十三世纪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开始，元朝对日本发送了两次进攻，前后共投入二十万兵力，动用了五千五百多艘船。但在日本军民的英勇抵抗下，元军遭受惨败。

    残酷的战争，给中日两国及高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经济上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当蒙古铁骑驰骋欧亚大陆的时候，日本进入了由武士阶级掌握政权，实行封建军事统治的幕府政治时期，政治日趋巩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与南宋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

    为与日本通好，忽必烈先后六次派使节前往日本，但都没有成功。这使忽必烈大为恼火，决定诉诸武力，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至元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3月，元世祖忽必烈成立了东征日本的都元帅府。任命凤州经略使忻都为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为右都副元帅，打造各种战船九百艘，计划用七个月的时间征服日本。

    十月，忻都、洪茶丘率领蒙汉军队二万五千人、高丽军八千人、艄公水手六千七百人组成的东征军，从高丽合浦港出发，首先进攻的目标就是马岛。在骁勇善战的元军面前，日军节节败退，元军很快占领了马岛、壹歧、今津、白道原、佐原、赤坂等地，所到之处焚烧掳掠，凶狠残暴，死伤颇多的日军被迫退守水城。

    元军都元帅忻都认为天色已晚应该回军，就下令大军回船休息，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天夜里突降大雨并刮起狂风，使得战舰上的元军束手无策。狂风卷起巨浪排山倒海，战船大部分被抛到海边岩石上摔碎，元军无奈只得乘夜集合残部仓促撤回。

    第一次东征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水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文水之役”。

    至元十八年，即公元1281年，忽必烈决定兵分两路再次出征日本。东路军由忻都等率领由蒙、汉、高丽军人四万，南路军有范文虎等人带领，下辖江南十万新附军。五月，东路军先后占领马岛、壹歧。六月，蒙古兵、汉族和朝鲜兵共十五万人组成的军队在九州成功登陆。这次，日本人有了充分准备，他们新成立的由子船组成的海军十分活跃，能攻击和骚扰笨拙的中国军船，元军用锁链将船连接成体，设弩而守，日船进攻多为机石所击破。但由于南路军没有及时跟进，东路军的粮食也只够吃一个月，箭矢也将用尽，再加上元军流行起传染病，士气大挫，只好退守鹰岛。

    七月，范文虎南路军才到达日本。日本第一次面临着如此强大的外敌，情势危急。元军攻克平户岛后移至鹰岛，为防止日军偷袭，所以的船都并联在一起。

    此时正值西南太平洋的飓风季节。八月一号，飓风突然到来，霎那间海上狂风大作，浪头滔天暴雨倾盆，元军四千四百艘战船如同枯落的柳叶四散飘零。巨浪吞噬了几乎所有的蒙古船只，没有被淹死的蒙古军被巨浪赶到一起。阵脚大乱的元兵爬向被大浪撕成碎片的船只时，又受到日本弓箭手的射击。元军死亡惨重，尸体随潮汐进入浦口竟然堵塞浦口，行人可以从上面走过。

    四天的飓风过后，日本人开始反攻。七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二三万人被日军掳到八角岛，十几万人大军中仅三人生还。日本历史称之为“弘安之役”。

    两次征讨日本都以惨败告终，但忽必烈仍想大举征日，终因国内矛盾重重，大臣们又极力反对而停缓。

    郭守敬与《授时历》

    至元十七年，即公元1280年，郭守敬费尽心血编了一部新历法。始祖忽必烈赏赐了一个名字叫“授时”，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就是著名的《授时历》。

    郭守敬，字若思，1231年生于今天的河北邢台，受精通算术、水利的祖父影响很大，后来又师从精通天文、地理的刘秉忠。因为郭守敬对水利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西夏等地治水成绩相当突出，忽必烈十分重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太史院同知，负责修订新历。

    郭守敬认为要修订新历，必须拥有精密仪器，并亲自进行天文测量，才能得到可靠准确的数据。因此，他花了三年时间，创作出许多当时十分先进的测量仪器，包括简仪、仰仪、圭表、定时仪等。其中简仪是郭守敬发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简仪是在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天仪上加以简化、改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赤道仪。比丹麦天文学家在1598年装置的类似仪器早三百多年，刻度相当精细。

    在改制仪器的同时，郭守敬利用元朝疆域广大的优势，派许多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设立了二十七所观测站，最北的测量站是北海观景所。位于北纬64.5度，处于北极圈附近，最南的南海观测所位于今天越南南部的古城。如此大规模的地理纬度的测量，在中世纪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天文测量能在更广大的地区进行，能根据不同地区所得的不同数据，以求得天体运动的客观实际，由此制定的历法也就更加科学。

    郭守敬等人经过长时间的观测计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天文资料，在参考前代历法的基础上，终于在1280年制定新历法《授时历》，它是中国古代最卓越的一部历法。

    《授时历》进行了大量考证，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准确测算出至元十七年东至发生的时间；二是结合一起各朝历志中所记载的冬至日期，确定一年为365.2425天。这个数值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与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颁布的至今仍在世界上通行《格里高利历》中的数据是一致的，但比它早302年；三是测定了至元十七年东至太阳的准确位置；四是测定了至元十七年东至时，月亮和地球的距离；五是对同年东至时月亮与黄白交点的距离进行了测定，并利用以上数据确定了朔望月、近点月和交点月的日数；六是对二十八宿距星的度数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测定；七是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大都的日出、日落时间。

    《授时历》在五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分别是测算出太阳每天在黄赤道上运行的速度，月球每天绕地球运行的速度。利用太阳的黄道经纬度推算出赤道经纬度，并确定赤道和月道的交点。

    《授时历》正式废除了上元积年法，采用了近世截圆法，这也是历法史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在天文历算方面获得重要成就的郭守敬，对元代的水利建设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修筑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运河，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

    1303年，元朝廷宣布官员七十岁必须退休。郭守敬由于成就巨大，成为唯一的例外。

    《授时历》是在古代中国使用时间最长、计算最为周密的一部历法，作为这部历法的制定者，中国十三世纪杰出的科学见郭守敬，也因此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光辉地位。

    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命名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为郭守敬。

    1977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他们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起名为郭守敬。

    由此可见，他在天文史上的地位之高！

    元代农事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各民族之间融合交流逐步加深。蒙古统治者逐步抛弃原来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仿效汉族统治方式，郑重宣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元政府多次下文劝说农民种粮养蚕，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中央政府设立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等专门机构，负责奖励垦荒、鼓励屯田、兴修水利。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和黄道婆改进棉纺技术，成为元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农桑辑要》编纂于始祖至元十年，即公元1273年，其后六十年间共出版六次发行多达万部，甚至还传到了海外。它是一部通俗普及读物，博采众书之长，用结合实践的办法讲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它所记述的养蚕和栽桑十分详细，超过了以前的所有农书，它还记载了不少当时刚引进的栽培法和蜜蜂饲养法。

    《农桑辑要》主要概括了当时中国北方农业生产经验，是当时中国北方农业发展水平的代表作。同时，它又保存了不少古农书的思想精粹，为研究古代农书提供了宝贵资料。

    王祯的《农书》出版于公元1313年，是十三世纪前中国农业手工业生产经验的忠实记录，是中国第一部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书。全书二十二卷，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其中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有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并加以文字说明。

    王祯《农书》见解独到、思路新颖，此书通篇体现了“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事”的思想，还注意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在改进农具方面论述尤为详尽。

    《农书》还搜集整理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推广。王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还是位杰出的机械设计师和印刷技术的革新家。他第一个创造了木活字印书，还发明了一种活字版韵轮法，附在《农书》后面，大大提高了排字工作的效率。

    比《农书》迟一年出版的《农桑衣食撮要》按月令的体例写成，全书分12个月令。每个月令都详细记述了农家应当做的种种农事，十分实用。

    《农桑辑要》等三部农书，是元代生产发展水平的真实总结。反过来它们又极大地推动了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元代的农村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农民仍然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但女织的物质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棉纺织业正在陆续代替传统的丝、麻纺织业，这和黄道婆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黄道婆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镇，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华泾镇。幼年时由于家境窘迫而流落到海南岛，她在那里学会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后来思乡心切的黄道婆回到故乡乌泥泾镇，当她看到家乡的农民还在保持着原来的织棉方法，就把从黎族那里学到的技术传授给乡亲们。她教给大家纺棉方法，包括制造捍弹纺织工具、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她还传授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提花技术。使织成的被、褥、带、手巾呈现出“折枝、团凤、棋局”等字样，光彩华丽，看上去就像一幅画。

    不久，乌泥泾一带织出的被就名声大振。有一千多户人家靠织乌泥泾被维持生计，乌泥泾及松江府周围各地的棉纺织业，也很快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元人所写的《木棉歌》对此进行了刻意描写：尺铁碾去瑶台雪，一弓弹破秋江云；中虚外泛搓成索，昼夜踏车声落落。

    元大都

    忽必烈初登帝位时，以发家的河北开平府为上都作为主要的政治中心，而把燕京定为中都。随着元军不断南下，为了适应正在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需要，至元九年即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改中都为大都，并将中书省的署地建在大都，燕京正式成为元朝的首都，上都开平则降为陪都。

    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曾是辽、金时代的名都。为了充分显示元朝的文治武功，忽必烈决定在燕京旧城的东北另寻新址，更新修建一座都城。

    刘秉忠有营建上都开平的经验，他受命主持新都修建。

    刘秉忠，字仲晦。“风骨秀异，英爽不羁，博学多才艺，曾为僧”。

    忽必烈未登帝位前慕名邀请刘秉忠加入幕府，也是日后忽必烈极为器重的大臣之一。

    在刘秉忠的悉心指授下，至元四年，即公元1267年，大都修建工程开始动工。1268年十月，宫城修建完毕。127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在新都登临大殿接受朝拜。1276年，大都新城基本建成。从1285年开始，燕京旧城居民陆续迁入新城居住。

    元大都经过十多年才建成，它是一座巍峨宏丽，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根据对现存遗址的勘测和研究，元大都遵循中国传统皇城的设计原则，集中体现了无极至尊、皇权神授的思想，皇城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辽、金两代。大都中央偏东是宫城，规模形制都是仿照汴京的宫阙制度，皇太子和皇后所居住的两组宫殿建筑，辉煌豪华超过前代。宫殿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主要是根据汉族传统，但也糅合了多民族的技巧和风格。

    忽必烈接受百官朝贺的大殿为大明殿，殿座上置白伞一项，殿内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在皇宫大殿设皇后的座位，以便皇帝和皇后同登御榻，接受群臣朝拜，这在其他朝代是没有先例的。

    在忽必烈的悉心经营下，大都迅速发展成为一座规模宏大、规模瑰丽、人口众多、繁华茂盛的京都。根据元初的记载，大都居民有十万户约四五十万人，除定居汉人、蒙古、色日和其他北方民族外，还有众多来自中亚和欧洲的使臣和商贾。因此，大都城既是蒙古帝国和元朝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枢，又是当年世界上最富庶，商业最发达的城市。

    朝廷中的权利斗争，中外贸易的频繁往来，多元宗教的兼容并蓄，程朱理学及其他汉文化的延续保存，杂剧的丰富多彩，这种种活动在大都纷呈表演。

    城内和相邻城门的十二个近郊的居民人数之多以及房子的鳞次栉比，是世人所想不到的。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窨室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都集中在城里。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克·波罗在游记里这样写道，他在中国游历时，曾在大都长期停留。在他以及其他来华商人使节和旅行家的记述中都对大都城恢宏壮丽的建筑，富庶繁华的城市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渲染。通过这些渲染，大都城的富丽繁盛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惊奇和仰慕。大都城的历史地位，甚至不因元朝覆灭而灭亡。半个世纪后，它又成为明朝的京都。

    大都虽为帝王之都，但从忽必烈开始元朝皇帝每年只在大都居住半年时间，另外半年则在上都度过。皇帝每年巡幸上都，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诸王外，文武百官、宗教领袖和名士硕儒都要上行，首都大都只留平章政事、左丞和右丞等数人居守。

    文人墨气

    元世祖于公元1279年灭南宋建立元朝，统一了整个中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绘画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文人画上。

    元代是中国绘画史上文人画的鼎盛时期，以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为代表的四大家，把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创作推向新的高峰。

    元代的统治者将汉人贬为下流，很多汉族文人不堪屈辱，隐遁山林。少数入仕元朝的士大夫，在异族的统治下也郁郁不得志，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精神上比较压抑苦闷滋生逃世、厌世的心理。于是纷纷借笔墨书写自己生不逢时、耿介自傲的情怀，或是寄情书画作为消遣，在笔墨中抒写自身的个性逸气，求得精神上的调剂和解脱，所以元代文人士大夫从事绘画的人非常多。

    元朝不再像宋朝那样设立大规模的画院，当时宫廷中虽然也有一些画家，但他们只服务于皇族，主要是绘制肖像画和壁画。元代大部分的画家，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和在野文人，他们不像宋代画院画家那样，为了迎合宫廷贵族的趣味而去追求精巧艳丽的风格和一味的形似自然，在创作上比较自由，因此他们非常排斥刻意求工的作家气，把形似置于次要地位，主张“遗貌求神，以逸为上”，重视画家主观意兴和思想感情的抒发。

    元代文人画家的一个共同特色，是将自己擅长的诗文、书法引入到绘画之中。采用水墨、生宣作画，加强了绘画的文学性和文化品味。他们特别强调笔墨技巧的运用，讲求绘画作品的书法韵味，将书法用笔在绘画中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元代文人画家创作的主要题材是，山水画和梅、兰、竹、菊、枯木、窠石。元代的山水画在元初以钱选、高克恭为代表。中后期，以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为代表。梅、兰、竹、菊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往往用来象征君子的品德。失意的元朝人纷纷借这一题材，来标榜个人品格的清高。在当时稍有一些文化修养的人，都会画“四君子”画。

    元代以前的人物画一直处于各画种之首，至元时在总的趋势上走向衰落。但当时也有一些人物画高手，像供职宫廷的刘贯道、王振鹏、何澄，还有一白描人物见长的张渥，善画肖像的王译等。

    元代的壁画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壁画上。其中，敦煌莫高窟的元代壁画，是元代喇嘛密宗教绘画的重要作品。其中以第3窟与465窟保存较为完整，这些壁画线描遒劲有力，人物神态生动、怪异、色彩浓厚，是典型的密宗绘画。

    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是元代最精彩的道教壁画，主殿三清殿的壁画《朝元图》，构图壮阔，人像多达286个，天神地祗造型极为生动，用线挺劲，色彩丰富，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元杂剧

    在元代文化的贡献上，可以和汉赋、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是杂剧艺术，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支绚丽灿烂的花朵。中国的戏剧最早产生于唐代，自宋代开始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瓦舍勾栏，这是民间艺人说唱表演的舞台，元杂剧吸收了宋金以来的诸宫调，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从杂剧所反映的深刻社会内容而论，由于在元朝统治下一些知识分子因对朝代更迭或对异族统治感到失意，开始和下层劳动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与社会有了更多的联系，从而成为丰富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元杂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元朝统一后，农业和手工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商业经济空前活跃。而且社会各个阶层人士也青睐戏剧演出，元杂剧是一种溶歌曲、舞蹈动作、宾白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歌为主，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唱词、句尾入韵。另外配合以舞蹈动作、宾白、结构上一般分为四折。

    杂剧的题材十分广泛，反映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与以前文化作品，较多地歌颂封建社会的盛世华景不同，杂剧大多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同情被压迫人民。其中，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杂剧作家，以纯熟的技巧所写成的一出出爱憎鲜明的剧作，构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光辉的一页。

    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传统的主要奠基人。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大都度过的，生逢乱世，关汉卿深切感受到战争和统治的凶腥严酷。出于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关汉卿不愿在元廷做官，而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精力倾注到戏剧艺术中。他一生总共创作了六十六种剧本，至今仍保存的还有十八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社会剧《窦娥冤》和历史剧《单刀会》。

    《窦娥冤》描写了窦娥一生的悲剧命运，揭示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展示了她如何从屈于命运到与命运抗争的过程，剧中写了窦娥临行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六月飞雪、血飞白练、楚汉三年”。她死后，这些誓言都一一实现了，这渗透着关汉卿呼吁正义的强烈情感，表现了饱受统治者残酷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

    《单刀会》描述三国时关羽单刀赴宴的历史故事，歌颂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和业绩，关汉卿多侧面的渲染了关羽的不凡仪表盖世业绩和超人豪气。并通过司马懿的叙述，乔公的介绍和关羽的自信，创造了这位无法战胜的英雄形象。

    中国古代戏曲作品，在世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记》在结构和艺术处理文学语言、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别开生面。主题思想深刻，冲突矛盾尖锐，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戏曲形式勇于创新，戏曲结构宏伟严谨，语句优美。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如“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甫”。

    十九世纪以来，《西厢记》已经先后被译成拉丁、英、法、俄、德、日、意等多种文字。元杂剧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还有很多，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与关汉卿一起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墙头马上》、《汉宫秋》、《倩女离魂》等，称得上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最优秀的剧本。

    到元成宗大德前后，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由大都南移到杭州，杂剧走向了衰落。

    元代雕塑

    雄心勃勃、骁勇善战的大元王朝，因为国家的统一和版图的扩大，而集中了全国各族的能工巧匠。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元朝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而对西藏化的密宗佛教尤为推崇。因此，在佛教雕塑上表现蒙古风格的同时，也表现了西藏喇嘛教的风格。

    元代佛教雕塑上，最具代表性就是杭州飞来峰的石刻雕像，这是元代雕塑精粹之地。据元史记载，当时喇嘛杨链伽在杭州任江南释教总统，此人在杭州戕杀平民、奸污妇女、霸占田地、无恶不作。元政府迫于民愤，曾将他下狱治罪，然而不到一年便出狱，还发还已经查抄的赃物赃款。飞来峰一带的再度凿山造像，便是由这样的一批宗教官员带头搞起了的。

    飞来峰元代的造像，现存有龛86个，像117躯，从具体的年代看，最早的为至元19年，即公元1282年，最晚至至元29年。飞来峰造像中，藏式造像相当突出。如度母，这是西藏喇嘛教所持有的女神，她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现存21像，名有专名，这样的雕像在内地极为罕见。度母造像均为女性，头戴藏式宝冠，脸长，上身赤裸，腹部突出，腰采长裙，其面相及手持的法器各不相同。如第21龛的一尊，面貌清秀，姿态活泼，左手执一花镜，右手微张，作解脱示意之状。第22窟和24窟的度母造像，双目圆睁近乎愤怒相。第52号窟的佛顶尊胜度母，造型更为奇特，她有三头八臂面容递补，一如菩萨，面部各有三只眼，八手分别执宝瓶、箭和坐佛等，象征着她所拥有的法力。

    在飞来峰理公塔西有座金刚手菩萨圣像，是一座造型独特的喇嘛神像，男像，冠上有花佛，方面大眼，眼珠突出，皱眉咧嘴，腿部特别短小，腹部鼓胀，透出一种藏教特有的神韵。

    在飞来峰，最著名的要数汉式造像布袋和尚，它位于冷泉溪南岸的悬崖上，共有19尊雕像，主尊布袋和尚是飞来峰最大的石雕像。据说，这尊布袋和尚是以五代时期浙江奉化一个和尚的原型创造出来的。它席地而坐，安详地靠在山石上，肥头丰颊，赤足屈膝，袒露出滚圆的肚皮，左手捻一串佛珠，右手捂着布袋，它的笑容里夹着一种神秘而睿智的表情。彷佛是在嘲笑，又似乎是在告诉人们一些什么。

    在杭州城南边紫阳山东麓有一处宝成寺，寺内的岩壁上供奉着怪异的大黑天神，或叫大日如来。相传这是战神，共有三尊造像，并列在一龛内，表情十分狰狞恐怖。宝成寺造像规模并不大，但它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色，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元代的宗教政策是兼容并蓄的，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道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的雕塑。山西也出现了独立的道教石窟群，就是太原龙山道教石窟。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宿泥塑，具有写产传统和唐代磅礴大气的遗风。概而言之，在中国雕塑史上元代是一个有着独特成就，鲜明特色和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七百多年前，他怀着好奇的心情追随他的父亲和叔父，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受到当时皇帝元世祖的热情接待。他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后来又奉元世祖的命令前往波斯，然后从波斯返回了意大利。他回国后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极富想象力，以热情洋溢的语言介绍中国的富庶和文明，引起了强烈反响，让西方人对东方十分向往，也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出身于威尼斯商人世家。1271年11月，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以威尼斯商人的身份，踏上了漫长的东行之路。于至元12年，即公元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后来到达大都，并居住了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见到马可·波罗等三人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他们，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由于马可·波罗年轻聪明爱好学习，他很快就熟悉了中国的习俗和语言。加上他做事谨慎，从而赢得了忽必烈的器重。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紧邻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至元十四年到至元十七年，即公元1277年到1280年，马可·波罗出访云南，他从大都出发从河北到山西，由山西国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翻山越岭到四川成都。再由成都西行，渡金沙江到达云南昆明。第二次是下江南，所走的路线是顺着运河南下，经过的城市有淮安、扬州、南京、福州、杭州、泉州等。此外，马可·波罗还奉命出访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

    马可·波罗家族三人在元朝宫廷供职十七年后，思乡之情非常浓烈。元世祖虽然不情愿他们回国，但也没有办法。就给了他们圣旨和两块金牌，奖给大批金银珠宝，并备足路上所所需的一切。还交给马可·波罗多封国书，带给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国王，预备了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大船，带着足够两年吃用粮食和生活用品。于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1291年初，趁着季风从福建泉州出发。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他漫游东方的消息，立刻轰动了整个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都感到十分好奇，争相来看望马可·波罗。每当宾朋或访者前往马可·波罗一家，便将欧洲人做不认识的奇珍异物展示出来。于是，威尼斯人视马可·波罗为富豪，并给他们的住宅取名为“百万第”，称马可·波罗为百万君。而他们所说的东方见闻，更是引人入胜。

    马可·波罗回家三年后，他的家乡威尼斯和热那亚爆发了一场战争，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监狱。同狱人鲁思梯谦写过小说，精通法语，就用法语把马克·波罗讲的故事记了下来，这就是最早的《马可·波罗游记》。四年后，由于马可·波罗声名远播，热那亚不得不将他释放。此后，马可·波罗就在威尼斯安家立业，再也没有出外远游。

    1324年，他在威尼斯去世，享年七十岁。

    六百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马可·波罗游记》，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大量的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行记涉及的国家、城市各达一百多个，论述了这些地方的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居民、商贾贸易、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行记问世后，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也打开了中古时期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个宽阔而富饶的国土，使他们对东方充满了许多向往和憧憬，还对十五世纪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激起哥伦布、亨利等一些著名航海家，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激情。

    马可·波罗的东游和他的游记，是中意人民之间在中古时代友好往来的生动体现和有力证据。他是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详细介绍的，他无疑是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