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明确贯串了这一基本观点。
　　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中，他都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故《李斯列传》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互相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薰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串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头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已为全篇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破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陈述“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众；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道理，警告若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弃黔首而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断送统一事业，并使秦处于危险境地。此后二十年间，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的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官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容，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是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此为秦二世二年七月，反秦烈火已经遍地燃烧。《李斯列传》撰述的义旨，是借李斯三十年的政治经历来显示秦政权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传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子婴自系其颈迎降，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
　　篇末论赞中肯地评判了李斯的历史功过。认为李斯入秦“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若按其佐秦统一大业成功绩而论，几乎可与辅助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相侔列。同时严厉谴责李斯的罪过：背叛所学儒家学说，“不务明政而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又驳斥俗议所谓李斯对秦极忠、被五刑死、死得冤枉之说，指出李斯何尝称得起“忠”，从个人来说是咎由自取，从大局来说则对秦亡负有直接责任。司马迁的卓识，正在于他洞察历史时局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住秦统一之后治国政策应该转变这一关键，故对于助秦实现帝业的名将王翦、蒙恬的功过，也有切中要害的评价。他论王翦：“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①ｅ］又论蒙恬：“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②ｅ］不因秦行暴政导致灭亡而否定秦统一天下之功绩；又不因秦实现“平海内”之历史使命而减轻对其弊政的谴责。忠实于客观史实，正确地评判历史的功过，使他运用辩证法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峰。
　　综观《六国年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及这些文武大臣的列传，司马迁记载的“近代史”场面广阔，事件演变复杂，人物活动多姿多采，而历史发展的大势又了然显现于读者面前——由分立政权到中央集权，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秦政权则 由推动历史前进变成历史的严重阻力，新的时代变局已经到来。所有这些都证明：善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历史发展的大势，正是《史记》最大成功之处。
　　 四、大一统历史观与“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表达历史大势的卓识，同他的大一统历史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历史很早就出现统一的趋势。这种历史特点，是由于中国大陆广袤，周围有高山、沙漠、大海与外界阻隔，中央有富饶的平原这种地理条件形成的。古代政治结构和古代思想也都突出地反映出这种统一的趋势。西周建国后，以周天子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各诸侯国臣属于周王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而大大推进了中国统一的规模和程度。周代诗人吟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ｆ］表达的就是歌颂统一的思想。至东周以后，王室衰弱，地方分权的倾向发展，出现春秋十二诸侯和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然而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统一趋势与分立倾向相互斗争中，统一的力量仍在根本的功上起主导作用。因为人民大众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造成生产、生活、交通等的困难和痛苦，更反对战争造成的惨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总是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加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分立，实际上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统一。《周礼》、《禹贡》这些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典籍，都反映出天下共归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思想。尤其是孔子和孟子主张统一的思想，更直接被司马迁所继承和发扬。
　　孔子修《春秋》，用褒贬书法，贯彻正君臣名分的原则，对诸侯国无视周王室的僭越行为严加挞伐。司马迁对此极为尊崇，称：孔子修《春秋》，乃因愤慨于“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故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的“道”，即根本原则或政治理想，就是实现统一的王权，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面，对此而“惧”的“乱臣贼子”，则是僭乱而破坏统一秩序者。孔子主张“从周”、梦见周公、志在“为东周”，都是愤慨于当时各国互相攻伐的纷乱局面而倡导统一。孔子的主张虽有保守性一面，但其思想内核和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在于呼吁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大一统成为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以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孔子被尊为“圣人”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联系到统一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意义，我们对此应当得出新的结论。以往有过的将孔子主张“王道”、恢复周礼肆意谩骂的做法，不过出于对历史十足的无知。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征伐，赋敛残酷，民众痛苦不堪。孟子痛感时事之非，要求“解民于倒悬”，他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己任，先后游说魏惠王和齐宣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用。全部《孟子》，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之”，及阐发孔子所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道理，倡导推动中国走向统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①ｇ］这两段话，可以视为《孟子》全书的纲领。孟子鼓吹“王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仁政，减轻剥削。二是“王天下”，反对霸政，反对尚武勇战，主张“服战者用上刑”，并明确预言：“不嗜杀者定于一。”［②ｇ］断言战国纷争局面终将被统一所取代，而且预见最终由“不嗜杀者”来统一。孟子表达的对历史前途的看法，正好被战国至西汉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汉代的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是孔孟大一统主张的继承者。董仲舒（以及公羊学派儒生）主要是进行经义的阐发。司马迁则整理史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
　　从纵向说，记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断加强的统一趋势，构成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诸侯相侵伐。黄帝打败侵凌诸侯的炎帝，又擒杀“作乱不听帝命”的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司马迁根据《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传说材料整理成这段历史，称黄帝为“天子”，显然是后世“天子号令天下”这种统一局面在传说时代的投影。司马迁又整理出，自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这些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从社会史角度看，如此整齐的古帝先王系统无疑是后人排比加工而成的，但它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诚如郭沫若所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③ｇ］
　　司马迁之所以具有远远高于俗儒的见识，高度评价秦的历史功绩，撰写“近代史”的出色篇章，就因为他确实做到“察其终始”，把秦实现帝业放在中国统一的历史长过程中来考察，看到由商周王权到秦的中央集权是统一之规模和程度的飞跃，又看到秦的统一为西汉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把《史记》有关汉代的几篇表合起来看，即表达出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加强、中华民族的统一越来越发展的趋势。《秦楚之际月表·序》认为汉高祖“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实现西汉统一，是建立了“轶于三代”的空前功业。《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概述自汉初至武帝时朝廷一步步战胜封国势力，强干弱枝之势已成，“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则肯定汉武帝解除边境少数民族对内地的威胁，“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也对西汉实现经济上、政治上空前统一局面表示由衷赞美：“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至明天子……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从横向说，司马迁为春秋各诸侯国立了“世家”，表明春秋各诸侯国是兄弟或亲戚关系。鲁、晋、蔡、卫、郑各国原来都是周王室成员所传下，燕、陈、杞、楚、越等也都是黄帝之后。古代的荆楚是“蛮”，偏处于东南的吴也被视为落后居民，司马迁却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④ｇ］《史记》设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背景极其广阔地描绘出周边民族围绕中原政权整齐有序的图画。司马迁大力肯定周边民族与汉政权关系的加强，《太史公自序》论述上述篇章的撰述义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司马迁以其进步的观点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对推进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著史最重要的撰写要求。通过分析《史记》中记述战国、秦、汉的有关篇章，证明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由周初的分封，春秋战国各国分立，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这样的发展大势，确实有深刻的洞察力；因此也推进了我们对“通古今之变”内涵的认识。司马迁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两个层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承敝通变，见盛观衰”，国家政治的成败，民心的向背，是导致朝代更迭、盛衰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层是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之“变”。二是中国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发展，秦的统一天下是一大成功，而汉的文治武功又把中华民族的统一推向空前的规模。这一层是总结统一的趋势不断发展的“变”，揭示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久远源泉。
　　由于《史记》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因而才成为具有宝贵历史价值和高度思想价值的不朽巨著。白寿彝先生最近一再谈到：中国古代史书体例很多，但主要还是通史。司马迁的三句话，“通古今之变”为最重要。中国史学，以通史成就为最高，过去对这一点不大清楚。有些形式是断代史，但也是有通史的方法和见识，不做到“通”，怎样看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汉书》的内容，一直写到当代，也是通史。唐初修八史，八史合起来是一部书，故也是通史。中国古代史学中“通古今之变”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讲的道理接近，掌握其精华，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更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要求考察历史的发展运动。我们今天写通史，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是一个考验。不仅是体例问题，而且是如何体现历史发展趋势问题。（大意）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对于改进今天的历史编撰显然是大有启发作用的。
　　①ａ 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第７２０页。
　　②ａ 《史通·二体》。
　　③ａ 《史通·杂说上》。
　　④ａ 《史通·表历》。
　　①ｂ 《日知录》卷二六。
　　②ｂ 第二篇第一章“司马迁”五“‘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８８５～８８６页。
　　③ｂ 《汉书·贾山传》。
　　④ｂ 《论衡·寒温篇》。
　　①ｃ 如刘知几曾谓：“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其理悖矣。”见《史通·杂说上》。
　　②ｃ 汪越：《读史记十表》。
　　③ｃ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书史记六国年表序后》。
　　①ｄ 《史通·本纪》。
　　②ｄ 按，《索隐》此条为中华书局排印本所无。兹据《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及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一引录。
　　③ｄ 《七经楼文钞》卷三《读史记六国表书后》。按，蒋湘南《再书史记六国表后》中又论云，“三代之运已终，一统之局非变，因生始皇，以雄才大略创之。而儒者犹以灭古为始皇罪也。世异变，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也。”此则有见到的地方，不可埋没。
　　④ｄ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ｄ 《史记评注》卷一《秦本纪》。
　　①ｅ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赞》。
　　②ｅ 《史记·蒙恬列传·赞》。
　　①ｆ 《诗经·小雅·北山》。
　　①ｇ 引文均见《孟子·离娄上》。
　　②ｇ 《孟子·梁惠王下》。
　　③ｇ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④ｇ 《史记·吴太伯世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圭加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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