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各文明中，有没有民间的、私人的天文学传统，也许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这种传统很可能和现代天文学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古希腊，以及古希腊精神财富的继承者欧洲，确实有着私人天文学的传统，（尽管这种传统有时候若隐若现，不太明显）。只要看看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如爱奥尼亚的塔利斯（Thales）、撒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尼杜的欧多克斯（Eudoxus）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y）等等，都不是官方的天文学家。相传欧多克斯就有自己的私人天文台。
而在古代东方各文明中，要发现这样的传统就不太容易。在封建专制政权中，天学事务总是由皇家直接拥有和经营。古代中国的情形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官营天学的传统在中国持续了至少三千年之久。如果我们相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尚书·尧典》所述帝尧分命天文官员去四方之事，那就显然可以将这一传统追溯到更早。至于象古希腊那样私人性质的天学活动，我们在上面一章中已经看到，在中国直到明代中叶，一直是非法的（仅在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一个可能的例外，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谈到）。
天学既然是皇家禁脔，那就不难想象，在古代中国，从事天学事务者自非等闲之人。事实大体上也正是如此。不过此事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上古之时，从事天学者非常神圣（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帝舜曾亲自去“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数千年后，到了明清时代，钦天监里的那些天学官员就只是一些平庸而琐屑的小人物了。这与天学在古代中国最先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再演变至末期而仅成王权的装饰，正好完全对应。重要的事由精英人物来做，不重要的事只需由平庸人物去干，古今中外大多如此。
最先从事天学的是何等样人?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竟是现代人通常概念中与科学家相对立的人物——巫觋(女巫曰巫，男巫曰觋)！
巫觋的职责，就是沟通天地人神。这在今天，自然被认为是迷信、是骗人的无稽之谈。但是在上古社会中，他们却因此而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介于人神之间的半人半神状态。而巫觋与王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张光直等人的研究早就表明∶在上古时代，帝王本人往往就是巫师，而且是群巫之首。张光直说∶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创立者们)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如夏禹便有阻挡洪水的神力，所谓“禹步”，成了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又如商汤能祭天求雨；……据卜辞所记，唯一握有预言权的便是商王。此外，卜辞中还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内容。所有这些，既是商王的活动，也是巫师的活动。它表明∶商王即是巫师。[1]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古代中国“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巫能通天，进而为王，自是顺理成章的意料中事。帝尧之任命天文官员，帝舜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其行事与商王作为群巫之首而祭天求雨等等，正是同一性质。后世帝王仍要领头进行祭天等多种沟通天地人神的仪式，从中也不难看出上古时代作为群巫之首的流风遗韵。
然而帝王毕竟还有一大堆人间政务要处理，巫觋们的司职，不可能长期去全力从事。因此自然就需要专职进行通天事务的巫觋为之服务。有了为自己服务的通天巫觋，也就是有了自己的通天能力，王权于是得以确立。可知上古之时，通天巫觋的地位是何等神圣而神秘。
对于这些神秘的通天巫觋，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早期历史线索，必须归功于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给出了一份称之为“昔之传天数之者”的名单∶
高辛之前∶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咸。
周室∶ 史佚、苌弘。
宋∶ 子韦。
郑∶ 裨灶。
齐∶ 甘公。
楚∶ 唐昧。
赵∶ 尹皋。
魏∶ 石申。
对于这份名单，我在《天学真原》中已作过较为详细的研究，[2] 考证的细节这里不再重复，仅概述其结果及意义如下∶
司马迁所提供的上述名单，以巫咸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重、黎、羲、和、昆吾，皆为上古时代专司交通天地人神之巫觋，其人其事，多在传说之间。后半部分，自史佚以下，则皆为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星占学家，其行事在史籍中皆有记载，确切可考。至于巫咸，原是殷帝太戊时的著名巫者，后来被视为上古巫觋之化身，巫咸也就成为巫觋的共名。
司马迁“昔之传天数之者”名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显示了古代中国天文-星占之学与上古通天巫觋之间的历史渊源。这种渊源、或者说古代中国从事天学之人的身份的演变，可以表示如下∶
通天巫觋 → 星占学家 → 天学家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者在本质上其实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来的表面色彩。
司马迁所开的“传天数者”名单，后人亦有步武者，比如《晋书·天文志·上》有如下的名单∶
高阳∶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咸。
周室∶ 史佚。
鲁∶ 梓慎。
晋∶ 卜偃。
郑∶ 裨灶。
宋∶ 子韦。
齐∶ 甘德。
楚∶ 唐昧。
赵∶ 尹皋。
魏∶ 石申夫。
与太史公所述大同小异。增加的鲁之梓慎、晋之卜偃，皆为《左传》、《国语》等古籍中有行事记载之真实人物。
“传天数者”固然是自巫觋沿革而来，后来历朝太史局、太史院、钦天监中的官员又都是专职，但有时皇家首席天学家反而身兼它职。这一现象渊源久远，在司马迁提供的“昔之传天数者”名单中，史佚、苌弘就是这种情形。史佚是“周文、武时太史尹佚也”，[3] 古时太史地位尊崇，殆类帝师，天学事务当然是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他也还有许多旁的职责，非后世太史令之专一职责可比。[4] 苌弘则是“周大夫”，[5] 但他却是“周室之执数者也”。[6] 汉代以下，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北魏的崔浩，在朝中被公认为天学第一人，遇有重大天象出现，只有崔浩为众望所归，能出来发言，[7] 但其时太史令却另有其人。又如明末的徐光启，他无疑是当时朝廷天学事务中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人物，但他却不是钦天监的负责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一现象虽不普遍，却应该看作是上古的流风遗韵──通天之学作为“王者之师”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艺之一，不仅有其程式化的外表（比如皇家天学机构及其负责人），更有其实质内容，担任通天重任的人选，是可以不拘一格的。关于这一方面，可以从李淳风所提供的另一份古代天学家名单中认识更多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传世星占学著作之一，唐代李淳风的《乙巳占》自序中，李淳风将历代著名的“传天数者”分成十一类，依次如下∶
开基阐业，以济民俗，因河洛而表法，择贤达以授官∶
轩辕、唐、虞、重、黎、羲、和。
畴人习业，世传常数，不失其所守，妙赜可称∶
巫咸、石氏、甘公、唐昧、梓慎、裨灶。
博物达理，通于彝训，综核根源，明其大体∶
箕子、子产。
抽秘思，述轨模、探幽冥，改弦调∶
张衡、王兴元。
沉思通幽，曲穷情状，缘枝反干，寻源达流∶
谯周、管辂、吴范、崔浩。
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理辅谏∶
谷永、刘向、京房、郎（豈页）之。
短书小记，偏执一途，多说游言，获其半体∶
王朔、东方朔、焦贡、唐都、陈卓、刘表、郗萌。
委巷常情，人间小惠，意唯财谷，志在米盐∶
韩杨、钱乐。
参同异，会殊途，触类而长，拾遗补阙∶
蔡邕、祖暅、孙僧化、庾季才。
窃人之才，掩蔽胜己，谄谀先意，谗害忠良∶
袁充。
妙赜幽微，反招嫌忌，忠告善道，致被伤残∶
郭璞。
其中第一类将黄帝、尧、舜与重、黎、羲、和等并列，似乎不伦，其实正可以理解为上古之时王为群巫之首的遗迹。自巫咸至裨灶，皆为《史记·天官书》名单中人物，此处不必再论。但是后面各类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之点，就是出现了不少在人们通常观念中根本不以天学名世的人物，这显然会使许多现代读者感到奇怪。
天文星占之学是古代的大学问，军国大事必须依靠它来指导——古人确实是真心诚意相信这一点的。虽然历代多有严禁民间私习的法令，但是作为“与国同休戚”的高官重臣，重任在身，不能不对天学有所掌握；而那些关于私习的禁令，对他们自然也不会“一视同仁”。[8] 因此，一些在现代人心目中是政治家、文学家等等的历史人物，确实曾经是当时的天学大家，甚至担任过太史令之类的官职。我们不妨结合李淳风的名单，来看一些个案。
在李淳风《乙巳占》给出的名单中，有好几人是一向不以天学名世，也不担任天学官职的，例如∶
子产。子产之被列入这一名单，似乎比较勉强。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郑国多年的执政大臣，推测他可能略通天文星占之学，虽然也不算太离谱，但是史籍中所载子产与天学发生关系之事，却是他对星占预言的拒绝。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十八年∶郑国星占家裨灶根据一次彗星的出现，预言宋、卫、陈、郑四国都将遭受火灾，建议用玉器祭神以免祸，但被子产拒绝；既而火灾真的发生，裨灶又预言还将再次发生火灾，再次提出要用玉器祭神，子产还是坚持拒绝，这一次连子产执政最积极、最有力的支持者子大叔都批评子产，但子产仍不为所动，并说出一番名言∶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直斥裨灶“不知天道”，只是多说几次预言，偶尔说中而已。这在古代是对一位星占学家最严厉的攻击（裨灶很可能因此要痛恨子产一辈子）。而“天道远，人道迩”的名言，在笃信天文星占之学的古代中国社会传统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但是李淳风却对两造都给好评∶裨灶是“不失其所守，妙赜可称”，子产不迷信星占预言，也得到“明其大体”的考语。
箕子。因他曾向周武王说过“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四曰五纪∶……一月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之类的话（《史记·宋微子世家》），也被李淳风列入“明其大体”之例。
蔡邕。他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曾与包括太史令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一起被皇帝召见，“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看来他精通天文星占之学的名声早已传播朝野，他还作过《汉记》，分为“十意”，其第一和第五分别是《律历意》和《天文意》。[9] 《隋书·律历志》说东汉朝廷曾“命刘洪、蔡邕共修律历，司马彪用之以续班史。”后来蔡邕获罪戍边，犹从朔方上书，追述前事，意欲自荐。其书载于《后汉书·律历志》注中。《旧唐书·历志》说刘洪、蔡邕、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皆数术之精粹者，至于宣考历书之际，犹为横议所排。”《隋书·天文志》又说“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违失。”从这些石料来看，他是东汉后期非常活跃的天学家。
刘表。这位东汉末年荆州地区不成气候的割据者，却有一部归入他名下的星占学著作《荆州占》，在后世流传了几百年。至少到唐代，《荆州占》还是李淳风撰《乙巳占》、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李淳风在《乙巳占》中开列他自述是“幼小所习诵”的星占学参考书共二十五种，其第十八种即“刘表《荆州占》”。此书多半是刘表召集星占学家编撰的，不过由他“领衔”而已，殆如当今的许多“主编”一样。刘表当时的地位在君臣之间。他对星占学想必是极感兴趣的。
关于此类情形，还可以再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晋书·天文志》──也是出于李淳风之手──卷上“州郡躔次”章中介绍分野方案时，先说明是八家共同使用的方案，而八家竟是∶
陈卓、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
如果我们去看现代的中国天文学史著作，当然会在里面看到陈卓和张衡，这两人都曾担任太史令——陈卓曾担任过东吴、西晋和东晋三朝的太史令，又汇总了古代最重要的三派星占学的星图；张衡留下了《灵宪》等天学著作，又造过演示天象和预报地震的仪器。京房就只好到脚注里去碰运气了，至于其余五人，那是根本不可能被提到的。然而根据李淳风的引用，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也曾有天学著作传世──当然范蠡、鬼谷子和张良等很有托名的可能。
作为皇家天学家，天机在握，俨如帝师，往往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应该是很能够满足“士”的表现欲和权力欲了。然而当皇家天学家常常并不快活----不仅不快活，而且还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有性命之忧！这里先看几个事例，对于这些事例背后的机制，我们回忆前面的章节就会很容易得到理解。
郭璞。说到郭璞，一般的文史学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的《江赋》、《游仙诗》之类。李淳风则将他列为“妙赜幽微，反招嫌忌，忠告善道，致被伤残”的代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天学不是为了探索自然，而是为了沟通天地人神，归根到底则是为了仰窥天意，预知未来，好为皇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因此天学家的知识决不能仅限于天文星占之学，他还要精通许多有关的方术。郭璞正是这样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他“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他的传记中充满着他预知未来、洞晓方术的神奇故事。比如他早就通过卜筮预见到永嘉之乱∶“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剪为龙荒乎? 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
精通天学，参与机要，自然是荣宠，但是一旦卷入政治漩涡，危险也就很大。南渡后，郭璞受到王导的器重，在朝中屡次展示预知未来的能力，致使“帝甚重之”、“帝甚异之”。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名声，到王敦作乱时，他的祸患就临头了。准备讨伐王敦的温峤、庾亮请他卜筮，他告诉他们“大吉”，使他们坚定了行动的信心。而王敦起兵时，令郭璞卜筮成败，郭璞却告诉他“无成”，还劝他回到武昌（意即不要在建康问鼎），才能长寿。于是王敦大怒，下令将郭璞处死。所以李淳风说他是“忠告善道，致被伤残”。
这里不妨插入一段一千多年后西方天文学家的故事，作为与郭璞之事的有趣对比。公元1610年，德意志处在内战之中。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斥之为“神经不正常”的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天文学家开普勒（Kepler）他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星占学家──是鲁道夫二世御前的“皇家数学家”。皇帝为了巩固自己日益缩小的权力，召来了雇佣军；而反对派则召来了匈牙利国王──尽管从理论上说他是皇帝的臣子。交战双方都要开普勒为他们作星占学预卜。这时候眼看鲁道夫二世末日将要来临，但是开普勒依然恪守臣节，忠于皇帝。因此他故意为国王方面作了不利的预言，想借此削弱他们的信心；同时他警告皇帝的拥护者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切不可相信星占学，他坦率地告诉他们，星占学“不仅应该从议会中清除出去，而且也应该从那些现在想给皇帝进言的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应该把它从皇帝的视野里完全清除出去”！然而开普勒的这番努力终于无济于事，敌军还是攻入布拉格，皇帝被迫退位。
在上面两个故事中，星占学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都试图利用自己的星占学预言去影响事态的发展，郭璞和开普勒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这里牵涉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是，星占家对于自己的星占预言是否真的相信? 从开普勒的故事来看，他多半是不相信的。至于郭璞，他的心迹与开普勒相同的可能性也很大──“圣人以神道设教”是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的大奥秘之一，政治家和卷入政治的方术之士都必须明白这一点，否则就是不入流了。
吴范。与郭璞丢了性命的结局相比，吴范的遭遇要好一些。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以治历数、知风气（指风角、望气之术）闻于郡中”。孙权崛起之后，吴范“ 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成为孙权御前的首席天学家，以骑都尉领太史令。据说他对刘表之死及荆州的败亡、刘备之占领益州、关羽之败走麦城等等一系列那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曾向孙权作出过非常准确的预言（《三国志·吴书》本传）。
然而吴范与孙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愉快。
当年孙权尚未称王时，吴范曾向他进言说“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这类进言是天学家向有意问鼎的政治人物劝进邀宠的典型话头，也是他为自己所服务的政治军事集团制造舆论、进行政治宣传的常用方式。孙权当时对吴范说∶“若终如言，以君为侯”。到了公元219-220年之际孙权受封为吴王，[10] 大宴群臣时，吴范提醒孙权昔日封侯的诺言，孙权却试图只用一条绶带来应付他。接着论功封赏，下面报上来的封侯名单中本来有吴范，颁布之前却被孙权特意划掉。孙权为何如此？原来根子早已种下──孙权自己也对星占学极感兴趣，多次向吴范表示想请他讲授，但是吴范一直“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吴范终于未能封侯。不过他总算得以善终。他病逝以后，孙权追思不已，“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
庾季才。他可以算在政治漩涡中善于自处、投机得当的例子。他原是萧梁的太史令，北周破江陵，庾季才转事北朝。这种事在当时很常见，似乎没有人以“气节”之类的“大义”去严谴，更未见有人以“汉奸”斥之──别忘记北周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是真正的异族呢。宇文泰“一见季才，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讨，恒预侍从”（ 《隋书·艺术传》）。武成二年，庾季才与同是由梁入北周的大文士庾信、王褒一同成为北周的“麟趾学士”。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的开始十多年中，大权落在宇文护之手，宇文护几乎成了北周王朝实际上的统治者。等到武帝杀死宇文护，自然要对往日趋附宇文护的众臣进行株联和清洗。武帝亲自检查从宇文护那里查抄出来的文书档案，凡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这实际上就是曾向宇文护效忠劝进，鼓动他夺取皇位的人，都被诛戮；而在庾季才致宇文护的两纸书信中，却看到通过谈论天象和灾异劝宇文护“反政归权”的内容。武帝大为称赏，认为庾季才“至城谨悫，甚得人臣之礼”，于是升官。
庾季才这件事上虽然自处得当，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然而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就会获罪。入隋以后，天学家之间的相互倾轧颇为剧烈，庾季才说了一句真话，就被免职。
那时隋文帝将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晋王杨广（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隋炀帝）为太子，当时的太史令袁充一贯假托祥瑞以迎合帝意，此时竟奏称“隋兴以来，日景渐长。……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稀有”。尽管天人感应之说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但说日长竟会因“大隋启运”而增加，毕竟过于离谱。袁充如此谬说，实在不能不令同行和后人齿冷，当时隋文帝却对此觉得有点正中下怀。他倒也曾就此事去征询过庾季才的意见，庾季才就直言袁充之谬，结果却是“上大怒，由是免职，给半禄归第”。不过仍然“所有祥异，常使人就家访焉”，算是还让他发挥一点余热。
庾季才在家寿终正寝，终年八十八岁，运气应属不坏了。
刘基。最后我们举刘基的例子，以见作为皇家天学家这种“帝王之师”的生涯有时候是如何临深履薄。刘基原是元朝的进士，也作过几任元朝的官职，因朝政腐败，遂弃官隐居。后来被朱元璋罗致，成为朱元璋的头号谋士，终于帮助朱元璋成就了帝王之业。与此同时，刘基也是朱元璋政权的首席天学家。朱元璋称帝，他出任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大统历》是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改编本，一直行用到明亡之岁。
刘基在履行皇家天学家职责时，本来就极谨慎，《明史·刘基传》说“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希而焚其草”。等到朱元璋帝业既成，刘基作为开国元勋，理应大受封赏，享受荣华富贵了，他却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一心想避免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惨祸∶“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然而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能免祸。
刘基的政敌胡惟庸上奏称∶刘基企图占据一块有“王气”的地作为自己的墓地。这一指控非同小可！
“王气”者，帝王之气也，按照中国古代天学中的有关理论，某地有“王气”，则此地将有帝王兴起。大汉、盛唐这样的强大王朝之崛起自然有王气作为先兆；即使是偏安江左的小王朝也有它的王气──隋文帝灭陈之日，才使得“金陵王气黯然收”；就连两宋之际伪楚、伪齐这样短寿促命的汉奸政权也有其王气，姑举岳珂《桯史》卷八“阜城王气”条为例∶
崇宁间，望气者上言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徽祖(宋徽宗)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颇言之，有诏断支陇以泄其所钟。居一年，犹云气故在，特稍晦，将为偏闰之象，而不克有终。至靖康，伪楚之立，逾月而释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调丁缮治其故尝夷铲者，力役弥年，民不堪命，亦不免于废也。二僭(伪楚张邦昌、伪齐刘豫)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既然如此，刘基企图染指“王气”，岂非已有不臣之心？
刘基在辅佐朱元璋造反夺天下的过程中，多半也讲论过“凤阳王气”、“金陵王气”之类的话头，刘基的天学既能帮助自己夺得天下，又焉知不能从自己儿孙手中再将天下夺去？许多开国帝王在屠戮功臣时都有这种担忧。胡惟庸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打击、诬陷刘基。朱元璋虽并不全相信这种指控，但仍不免“颇为所动”，就削夺了刘基的俸禄。刘基非常害怕，入京谢罪（不管实际上有没有罪，天子既然惩罚了你，你就一定有罪----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并且留在京师不敢再回去。
不久刘基忧愤成疾，吃了胡惟庸派来的医生所开之药，病情更加恶化──相传他是被毒死的。临终之时，他又作了一项为子孙免祸的努力∶
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
刘基叫儿子赶快将不许民间私习的《天文书》上交，子孙后代再也不要学这种东西了！[11] 这位生前以天学名世的人，却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