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道教图谶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道士们多次受到唐高祖的封赏。武德七年（624）高祖诏授王远知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尝奉老君旨预告受命之符也”。李淳风最后官做到太史令。对于歧平定更为优宠，特下诏：“今东应义旗，西开幕府，设官分职，本在忠诚。道士歧平定铲迹求真，销名离俗，恬淡荣利，无闷幽闲；而能彻损衣资，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赡军粮，忠节不嘉（《全唐文》“不”作“丕”，“不”字当误），理须标授。平定宜受紫金光禄大夫，已下并节级授银青光禄大夫，以酬其义。”平定力辞，高祖曰：“师且受，俟得京城，别有进止。”道教也得到高祖的大力尊崇。武德二年（619）五月敕楼观：“令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庙。应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三年（620）春，帝亲诣老君于祠庭。平定率道众迎驾，仍具千人之食以献，帝召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等并赐坐，遂令百官悉就坐饮食。谓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朕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到武德七年（624）十月，高祖又“谒楼观老子祠”。武德八年（625），高祖下诏：道先、次孔、末后释宗。排道教于三教之首席。此外，释氏承认：“高祖之世，欲使李道东移被于鸟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不仅在中国实行崇道政策，且将道教向高丽传播。《三国遗事》引《高丽本记》云：“丽季武德（618－626）贞观（627－649）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谓高祖也）许之。”所谓“东移被于鸟服”就指此事。唐高祖的种种崇道举动，实因道教为其预告符命也。 


    综观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图谶、谣谶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里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道教图谶以宗教为形式，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用一种神秘方式传出信息，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效应，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更具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权威性，颇能打动人心，招来人才，出现“英雄景附”的场面，又能震慑政治对手，起到心理战的作用。《资治通鉴》卷187记载：“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其从弟司隶大夫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渤海郡主簿孙思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召唐兵，使孝仁说武都曰：’ 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而鄙隘贪忍，不顾亲旧，岂能成大业哉！图谶之文，应归李氏，人皆知之。……据胜势以争天下，谁能敌之！吾属托身非所，坐待夷灭。’”这就是道教图谶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动摇了敌人军心，唤起了人心归向。道教图谶之所以能起如此大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和中国古人群体潜意识中的“天命”心理有关，所谓“百姓顺昊天之命”，这就是普通人的政治心理定势。李渊所谓：“近世时运迁革……历数有归，实惟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用现代政治宣传心理学的眼光看，道教图谶用社会的暗示使人们的“天命”心理定势具体到某人身上，让人们相信此人是天命的代表者，产生众望所归的效果。而得人心者得天下，道教图谶成为得人心的舆论工具，所谓“天启皇唐”、“应图协纬”正好起到了令群雄纷纷“归唐”的舆论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李渊可以说运用之妙，炉火纯青。


    第二，图谶又是所谓应谶者的兴奋剂、镇定剂和强心剂。比如李密始终认定自己是符谶所在，不甘作汉之周勃、灌婴之流，其降唐又反唐，除了其他因素外，图谶对其认识心理有重大影响。李渊也是如此，他多次在诏文中称“朕受天明命”、“受命”，宣称唐军是“天军”，大有“天命在我，其奈我何”的气势。特别当有人把他是天命体现者的信息反馈回来时，更加固了其自信心。《旧唐书》卷57《许世绪传》载许见隋祚将亡，对高祖说：“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谶，名应歌谣……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高祖奇之，起义即授他右一府司马。高祖为李金才申冤诏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更显露出志得意满之态。李唐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认“据龙图、握凤纪”，拥有“宝命瑶图”。唐玄宗对高祖的评价渲泄了此点：“应图协纬，开国造邦”。


    第三，李渊对图谶的利用是双向逆反的，即只准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因为“膺录受图”，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只可私有，故李渊一上台便于武德元年（618）六月癸已宣布：“禁言符瑞者。”


    其实唐高祖的双向选择实乃师承前朝。晋武帝太始三年（267）“禁星气谶纬之学”。符坚“禁《老》、《庄》、图谶”。北魏太武帝诏禁民间“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北魏孝文帝诏：“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隋书·经籍志》记述了南朝至隋禁图谶的情况：“宋大明（457－464）中，禁图谶，梁天监（502－519）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故六朝以来统治者运用图谶均有两手。


    高祖以后，李唐称民间图谶符瑞为“妖书妖言”，法律明文禁止。按《唐律疏议》卷18“造妖书妖言”条，当处以“绞”刑，“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都是犯法。又规定图书谶书，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三年。这是李渊及李世民禁图谶诏书的法律化。唐高祖以后的唐朝皇帝多下禁图谶诏，著名者如大历三年正月代宗的《禁天文图谶诏》，可说是对高祖作法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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