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生不出儿子，便派老婆去别处借种，这是宋明帝刘彧即位前做出的荒唐无奈之举。在科技发达的现代，“借种”可以通过人工受精，可以避免男女接触；然而，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刘彧也只能让心爱的女人亲临战场，与别的男人肉搏一番了。在正史记载中，曾经亲自策划“借种”生子的皇帝，唯有刘彧一人。

刘彧（439-472），字休炳，宋文帝刘义隆第十一子，元嘉二十九年（452）封湘东王。刘宋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政治上如此，生育上也是如此。别看刘义隆生了十九个儿子，可到了刘彧这儿，机器就不怎么好使了。刘彧尽管姬妾成群，纵欲无度，但除了原配王氏生下两个女儿外，其他姬妾毫无怀孕的迹象，更不用说生子了。刘彧“好读书，爱文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始终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所折磨。到了大明六年（462），刘彧再也沉不住气了，为了后继有人，刘彧便和爱妃陈妙登联手上演了一出“借种”的闹剧。

但凡“借种”，既属隐私，也有风险，必须要认真筛选，不是随便找个男人就行。深思熟虑之后，刘彧看中了心腹李道儿。刘彧之所以选择李道儿“借种”，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李道儿“本为湘东王师，稍至湘东国学官令”（《宋书》），有文化，有学历，能保证后代的高素质、高智商；其二，李道儿与刘彧既是师生，又是君臣，私人关系非常好，“借种”一事的保密工作无需担忧；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道儿有“一妻一室，岁各生一，已有十男”，被刘彧戏称为“箭无虚发”（《南史演义》），生男孩的几率非常高。

目标虽然锁定，但如何做到既顺理成章，又能掩人耳目，这是个问题。怎么着，刘彧也是堂堂一个王爷，位高权重，关注率高，一举一动都必须注意影响，更何况像“借种”这样见不得人的事了。刘彧是如何实施“借种”计划的？《宋书》称陈妙登“始有宠，一年许衰歇，以乞李道儿”，意思是陈妙登主动向刘彧提出转嫁给李道儿。这样的说法，打死也不能让人信服。司马光显然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于是在《资治通鉴》中一语道破天机：“初，太宗（按：刘彧）尝以陈太妃（按：陈妙登）赐嬖人李道儿，已复迎还，生帝（按：刘昱）”。

关于刘彧“借种”一事，《南史演义》讲述得更精彩：“……及夜，与陈妃同寝，呼其小字曰：'妙登，今夜一叙，明日将以卿赐李道儿，卿愿否？'妃大惊曰：'安虽微贱，曾与陛下接体，奈何赐以与人？'帝曰：'无碍，不过借汝腹去度种耳，有孕便召卿归也。'妃曰：'妾一失节，何颜再事陛下？'帝曰：'宗嗣事大，失节事小，卿莫以是为嫌。'妃暗暗领命。明日，帝佯怒妃，责以失旨，命赐道儿。道儿入谢，嘱之曰：'有孕便来报朕也。'于是道儿爲之尽力。未几果有孕，帝便迎之还内，生苍梧王昱，立为太子。……”

演义这东西，七分实，三分虚，但刘彧为了生子而出此下策还是可信的。“借种”的事，刘彧自认为做得机密，但仍有些蛛丝马迹被收录于史。如《南史》和《魏书》虽然误记了陈妙登的来历，称陈妙登是李道儿的小妾，但对刘彧“纳之”后生下刘昱，却言之凿凿。再者，刘昱长大后，“每自称李将军，或自谓李统”（《宋书》），或“每自称李将军，或自名为李统”（《魏书》）。可见，刘昱确系刘彧当年从李道儿那里借来的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帝（按：刘昱）每微行，自称刘统，或称李将军”，显然是为刘彧留了些许面子。

景和元年（465）十二月，刘彧即位，即宋明帝。泰始二年（467），刘彧立刘昱为皇太子，提拔李道儿为给事中。刘彧觉得一个儿子不过瘾，又怕刘昱夭折，便想出了一个更为荒唐的主意，派人秘密察访诸王的姬妾中有没有孕妇，有的话就将孕妇弄进宫里，等到孕妇生下的是男孩就杀了母亲留下孩子，另让自己的宠姬充当孩子的母亲。对此，《魏书》记载“彧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怀孕者，辄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杀其母而与其宫人所爱者养之。”当了皇帝后，刘彧的“借种”工程从起初的偷偷摸摸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宋书》称刘彧有十二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他的亲生骨肉。泰豫元年（472）四月，刘彧病逝，刘昱即位。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时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无论，致使“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最可怕的是，他还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违逆，就施以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元徽五年（477）七月，刘昱被杀，并被废为苍梧郡王。好种子，未必能结出好果实。这，应该是刘彧当年“借种”时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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