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是《韩非子·难势》中述及的一个有名的寓言故事。在《葬地论》中，张居正也巧妙利用这一逻辑学上的思辨方法提出：“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择地，不拘时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觊之私，谬妄无稽之论也。且青乌之书，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术者，葬其亲边，宜得吉壤善地，而身为王敦所杀，后裔无闻。”郭璞是我国风水创立之初的祖始爷之一，然而后来却被王敦杀死。这里，张居正显然是用风水术家郭璞被杀的矛，刺风水术择得吉地、后世子孙可以因而获吉的盾。因为，精于风水术的郭璞，在为先人选择葬地之时，是不会也不可能不选择吉壤善地的。至于对风水家们挽回面子所提出的“灾祸之来，有必不可逃者”的狡辩，张居正笔锋直入道：“则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胡为者哉？”

    紧接着，张居正又继续驳斥：“近世言堪舆者，皆宗江右曾、杨二姓，今江右之区，贵门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后，未闻有显者，彼其祖孙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后人乎？又何工于为人谋而拙于自谋乎？”这里张居正对精于风水的江右曾、杨二姓子孙的默默无闻，提出了“又何工于为人谋而拙于自谋”的揶揄，可谓涉笔成趣，意味无穷。

    “地可遇而不可求”，本是风水家们自我解脱的一种遁词。可是在《葬地论》中，张居正却抓住不放：“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则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为？夫人固有未得吉地而显贵，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祸福之应善乎否耶？”这种批判的笔力，自然是入木三分的。

    对于风水术的批判，张居正不愧为一面大旗，他思想的周到缜密，还表现在对风水家们相地的各有各的说法上。比如“有地于此，使三人视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后吉，或先吉而后凶”。然而，由于贵贱荣枯、贫富寿夭，是社会上一种难以变易的客观存在，所以对于风水家们相地时各有吉凶的不同说法，张居正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日出于吉则言吉者验，出于凶则言凶者验矣。出于先凶而后吉，或先吉而后凶则言先后者验矣，而世皆传其验者，不传其不验者，故谬悠荒唐之说不闻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谈，独存于世。”由此直下，张居正还怒斥那些故弄玄虚的术家者流，“每挟奇以诳俗，饰浅以惊遇”，而惋叹流俗之见，又“未有不惑于祸福之说者”。由于这两方面原因的相互凑合，所以风术家们“其术难穷，恶在其为多验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