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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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定语；指继承文化遗产
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古为今用”，这与历史上不少君王主张修史治史都应当着重“古为今为”如出一辙。当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经“古为今用”便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我们读当代编撰的史书，只能窥得历史的一丝缕音迹。每个朝代的史学家都在极力用历史的“今用”效果来换取当权者的欣赏。这样，真史、信史自修史、治史始便已变作伪史、盅史。尤是在中国，历史为王朝统治的政治服务早已成惯例。所以，当我们今天仍然面对历史的“古为今用”时，不免林生出许多的疑略：它是取古史为借鉴，不重蹈覆辙，还是纯粹地为当时政治统治服务为要旨。
在50年代的中国，以致后来的60年代和70年代及80年代前期，我们的史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陈虎在《20年史学的反思及其发展前瞻》一文中指出：“学者们认为，在建国以后的史学研究中，主观歪曲的甚多，对历史客观真实的研究较少。”由“以论带史”即根据规定的观点去进行历史材料的取舍、剪裁，用以印证在本本上早已定性的结论，进而发展成为“以论带史”，即按照现实和政策的需要任意编纂史实，最终将中国数千年丰润广阔的社会发展史，仅仅描绘成“农民革命战争------建立封建王朝------让步-------农民革命战争失败------再进行农民革命战争”这一简单的循环模式。史学研究完全变成了现实政治的工具。陈虎所述及的，亦为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为今用”的实质。抹煞、颠倒、任意裁剪历史史实，是当下史学家最无能的技艺。以范文斓为例言，他一直号称自己修史、治史坚持求真、求信，但他却并未曾在对待历史上求真求信。
关于“古为今用”，范文斓也曾作过发挥：“我们中国的史学历来就有‘古为今用’的传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不是‘古为今用’的榜样吗？司马迁作《史记》，也是为了把历史作为今日以至后世的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的就更明确。我们今天的学历史、写历史，也不能‘没有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如果说，“古为今用”就一般的以史为鉴来理解，还可能说得通。但后来我国史学界越来越充斥“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亦即要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来修史、治史。这样，“古为今用”已失去其内在意义，历史也成了任统治阶级随心所欲打扮的老姑娘，没有新意。真史、信史也就成为国家一级保密的东西了，不允许一般公民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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