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治学特点突出表现为“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在学术上即如实地把握研究对象,科学地探求真理,使其为世所用。他受顾炎武“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思想的影响
江永像
[1] ;努力从古书中寻求对现实有用的东西,以所学所识于世有所裨益。在治学之道上,江永要求做到“博”、“精”、“新”。所谓“博”,就是要“博通古今”,要“广摭博讨”、“搜集散见”。所谓“精”,就是要“精深研究”,以“穷其理”而“辨其微”。所谓“新”,就在于“有所创新”,切忌“固守前人之见”而“止步不前”。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倡“比勘”,就是要“善排比”、“勤考释”、“重辨微”,只有这样,才能“比之细”、“考之详”、“释之精”、“辨之深”。
生平致力经学、音韵学和理学。他通《三礼》,所著有《周礼疑义举要》、《礼书纲目》、《律吕阐微》等,均为阐释经学之作。其学以考据见长,开皖派经学研究的风气。又精于音理,注重审音。所注疏的《十三经》,对“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精思博考,发现前人所未发现之处。乾隆初,儒臣篡修《三礼疏》,礼部取江永所著《礼经纲目》考订,并请江永赴京答解疑义。
他长于比勘,所著《古韵标准》一书,对研究中国古韵有重要创见。其所著《古韵标准》定古韵为十三部,又著有《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论述等韵学及韵书中分韵的原理。
他精通中西历算,更服承朱熹之学,取阳儒阴释各家之说辨析校正,深究力行,以“孝、悌、仁、让”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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