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阴宅风水到了宋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朝廷大官有时还会因皇陵的事而吃官司。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为我们陈述了这样一件事：宋真宗崩驾以后，丁晋公为山陵大礼使，宦者雷允恭为山陵都监。及开皇堂，看到泉脉坌涌，丁晋公便“私欲庇覆”，于是“更不闻奏”，擅自移开了好几十丈。当时有人认为，丁晋公这样一移，就把皇陵移到了绝地，以致朝廷大喧。这时，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理。当时，丁晋公虽然早已失了天下人心，可是却还秉政，掌握着朝廷的实权。在审理案件时，具体经办人许公深知丁晋公为人机智而多心眼，因此“凡移行、推劾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都推在雷允恭身上，一点也不关联到丁晋公。定案之时，许公要向皇上汇报，丁晋公心想，这总没问题了，便同意让许公面呈皇上。待到皇上接见许公，许公才将丁晋公擅自移动陵墓位置的事托了出来。这样，丁晋公“竟以此投海外”，而许公便开始参知政事了。案情在查办过程中尽管有些插曲，但却全由丁晋公为山陵大礼使时，“及开皇堂，泉脉坌涌”，“欲私庇覆，遂更不闻奏，擅移数十丈”而起，可见有关皇家的风水大事，是来不得半点差失的。
皇家择葬如此重视风水，社会上也同样如此。宋代方勺的《泊宅编》卷上说：“吴伯举舍人知苏州日，谒告归龙泉，迁葬母夫人。已营坟矣，及启堂，见白气氤氲。紫藤绕棺，急复掩之。术人视处，知自是吉地，因即以为坟。然颇悔之，舍人竟卒于姑苏。”为了不懂风水而被人抢去为坟的吉地，竟至悒郁而死，可见风水宝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南宋末年赵与时的《宾退录》中，还提到朱熹和宾客谈论风水的话：“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可见理学家朱熹也是笃信并擅长风水之术的。
在明清文人的笔记或文集中，奢谈风水的篇章也屡见不鲜。徐霞客是明代有名的大旅行家，在他一生北抵晋冀，南尽粤桂，西极黔滇，东至浙闽的大规模游程中，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对风水之学作了地质学和美学意义上的探索和考察。为此，当代杨文衡先生曾在1990年撰有《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打开《徐霞客游记》，当年潘来的那篇序文就曾提及：“其（指徐霞客）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檐曝杂记》是清代大诗人赵翼所著的史料笔记，书中卷二有《相宅董仙翁》篇，说赵翼家乡有个壬申年进士，名叫董华星的人，平时精六壬奇门之术，尤其擅长于相宅。壬申年会试之前，需要在贡院前借屋居住，赵翼曾和董华星约好同住一处。当时，赵翼先去座师汪文瑞家拜访，不料汪文瑞却为他借了一宅，因为碍于情面，于是就只得让内弟刘敬舆去董华星处一起居住，自己不能住一起了。其时董华星和另一位同乡符天藻已住在了董华星亲自择定的一处屋里。两场考试以后，赵翼前去董华星处叩问屋里有几个人会考取，董华星回答说是：“三人俱可隽，恐符君或失之，盖夜卧须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怀疑，不我从也。”出榜，果然董华星、刘敬舆都中了进士，赵翼和符天藻落第。又有一次，江苏巡抚庄有恭请董华星去相察正在建造中的衙署吉凶，董华星指示改修了几个地方。不久衙署落成，庄有恭准备上堂办公，董华星让他择一吉时而出。到时庄有恭刚一坐停，辕门外就传来报喜的鼓声，原来这时传来了巡抚官加宫保的好消息。此外，有个康基田的县令，因为家里有子弟应秋试，就去问董华星吉利不吉利。董华星先问他祖坟朝什么方向，然后再叫他在坟的某一个方位立一灯竿，这样以后，子弟中某一年生的一个就可笃定考中了，结果果然应了董华星的话。因为董的相宅预言多有奇验，人家都叫他为“董仙翁”。
尝鼎一脔，历代史籍中有关风水术的记载远远不止这些，然而我们却又不难通过这里的这些记载，了解到我国从古以来对于风水术重视到何等程度的大致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