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着这种“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的传统说法，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阳宅风水的好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晋书·魏舒传》记载，魏舒幼年丧父，寄养在外祖父母的家里。后来“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父母见魏舒年幼聪慧，认为一定会应相宅者所说的话。魏舒也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这里，魏舒的意思虽然是说，我长大后要好好努力，干一番事业，以证实舅氏门宅当出贵甥的相法，并且从此以后，“宅相”还成了外甥的代称；可在另一方面，却为我们道出了当时相宅风气的盛行和人们对居宅风水的重视。
在古人眼里，这种阳宅风水是好是坏，直接关系到“家代昌吉”或“门族衰微”的说法，并不是什么耸听的危言。在《晋书》里，还另有上党鲍瑗家因为“安宅失宜”而多丧祸贫苦的一则记载。当时，鲍瑗被丧祸贫困扰得焦头烂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便去请教淳于智。淳于智占卜后根据所得卦象说：“为君安宅者，女子工耶？”鲍瑗回答：“是也。”淳于智又问：“此人已死耶？”鲍瑗回答说：“然。”接着，淳于智说：“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宅东北有大桑树，君径入市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折新马鞭者，便就请买还，悬此树三年，当得物。”鲍瑗听了他的话，前去市上买来马鞭，把它挂在大桑树上三年。后来鲍瑗浚井，“得数十万铜钱，杂器复可二十余万”，于是家道中兴，家里生病的人也都霍然而愈了。
文献记载，三国时孙皓流徙丁奉一家。到了晋朝，丁家的旧宅先后住过的有周额、苏峻、衰真、司马秀等大户人家，然而结果却都“凶败”。此后，又由臧焘去住，“亦频遇丧祸”，所以大家都说这是“恶地”。当时有个名叫王僧绰的人，平时“常以正达自居”，认为“宅无吉凶，请为第，始就筑，未居而败”。
为了望知人家宅第的吉凶，《地境图》“望百家宅法”的说法，很有奇趣。书说：“有赤气者，家有泛财。白气入人家，有财不保。黑气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气者，有银，地宝也。”
阳宅风水既然直接关联到一户一家“家代昌吉”或“门族衰微”的根本问题，那么阴宅风水的重要性又怎样呢？
所谓风水术中的阴宅，指的就是坟墓。《礼·杂记上》说：“大夫卜宅与葬日。”疏说：“宅为葬地。”由于住宅和葬地都号称宅，所以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就把葬地称为阴宅。如《水浒传》一百二十回就说：“我若死于此地，堪为阴宅。”人死了要进墓，因为古人看重丧葬，故而在他们的心目里，阴宅风水的重要性非但丝毫不减于阳宅，并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唐新语》是唐代刘肃的著作，书中卷十三说：“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土未干，家毁子死。”坟墓逾制，罗列千里，这样大摆阔气，还有什么吉利可言？而且这样千里罗列下来，显然也不符合风水术的择墓原则，所以两者合在一起，就难逃“坟土未干，家毁子死”的灾难了。
宋代方勺在《泊宅编》卷上中，也曾谈及阴宅风水的重要性。会稽山是东南的巨镇，周围占地大概有六十里之广。山的北面延出好几个垅，由于风水奇佳，选择在这里落葬的人家纷至沓来，然而墓地占着正垅的，就赵、陆两家的祖坟而已。这垅上赵、陆两家祖坟的位置，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过来好像几案，而案外又有尖峰耸起，名叫梅里尖地，又叫文笔案。占着这样的好风水，所以陆氏葬后，孙子陆佃当上了尚书左丞的大官；赵氏葬后，曾孙赵抃也登上了太子太师的高位。结果“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文末作者叹羡：“二垅同一山，而有曾孙追贲于九泉，盛哉！”
在何薳《春渚纪闻》卷第一《杂记》中，作者曾提到“定陵兆应”一则道：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曾经上表奏说，和丁晋公“议迁定陵事”。定陵是宋真宗赵恒永定陵的省称，所在地在当今陕西省富平县的龙泉山。争议下来，徐仁旺“欲用牛头山前地，晋公定用山后地”，意见统一不起来。为了据理力争，徐仁旺一方面力诉后山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起火，郡郡兴盗”；另一方面甚至立下了自己愿意先关进大理寺监狱，以待三年后的吉凶，错则处罚的决心，然而最后朝廷还是没能采纳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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