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太保相宅之外，《周礼?夏宫司马下》记载了一种土方氏，亦掌管相宅之法：“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大意是：土方氏掌理土圭的方法，以测日影，量度土地，测定方位，选择可以居住的地方建立邦国都鄙，明了土质所适宜的种植和变化土质的方法。授给任土力制贡赋的载师们，当王者巡守时，在止宿的行宫周围树立木材为藩篱。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土方氏的“相宅”方法已初具“科学”意念。其中以致日景的“土圭法”用于辨方正位，而“土会法”、“土宜法”则用于辨别各种土地的性质。“土圭法”、“土会法”、“土宜法”也就是早期“相宅”的基础，这些方法的运用亦开始了风水中上究天文、下察地理的先河。

　　相宅活动在周代已十分普遍，有关的记载也十分丰富。最著名的当推《诗经?大雅?公刘》的描述。诗意地再现了公刘在周代豳国“相其阴阳”的做法：“笃公刘，于胥斯原……既顺乃宣……陟则在巘，复降在原，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观于京”，“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显然，此时的相宅已经开始了对自然山水、环境的全面巡视考察，并且已经运用了测量土地长短和日影的方法决定建筑的基址和朝向。“相其阴阳”的说法，也使后来风水术、风水先生常被称做阴阳术、阴阳先生。

　　从大量的有关相宅记载看，相宅已逐渐摆脱了巫术情感，增添了实际内容，比如，进行实地踏勘考察，注重地质、地形等地理因素，从而选择合适的地基，并且根据土圭法确定建筑的朝向。这种择基与立向正是后代风水“形法”与“理法”的萌芽，然而相宅的结果却仍要通过“卜宅”来决定是否安“吉”。如盘庚迁都亳邑时，一方面通过对亳邑地质、地形的考察，得出结论：亳邑比原来所居的“耿地”优越。“耿地”地质潟卤，不利稼穑，民不能离本，而亳邑地质好，可以依山而居，民则知力稼穑，安心务本，从而养成良好的德行。另一方面，这种踏勘的结果，却要通过“卜宅”进一步确定其神圣意念，从而说服臣民搬迁。

　　卜宅与相宅活动虽然十分遥远，我们仍可以根据文献记载来确定其内容与目标。就是说，它们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二、“青乌”与“青鸟”

　　还有一种称谓：“青乌术”。出自《轩辕本纪》：“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这是一种传说，追溯至远古的黄帝时代。“青乌子”其人的活动也一直在传说的帷幕中，如传说其作《葬经》。但考察古代神话，找不到更多的有关“青乌”及“青乌子”的记载。笔者认为，关于“青乌子”是否真的存在，“青乌子”是否真的作有《葬经》的考证，已无多大意义。不过，顺着与“青乌子”传说同时代其他相关的神话传说，可以进一步感受早期风水的实质和目标。

　　古代神话里有大量关于“青鸟”的故事。《山海经》中“青鸟”为西王母的使臣。汉代班固《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象，上宜洒扫以侍之。’”故后代人常将青鸟比作传送信息（尤指爱情）的使者。著名的有唐代李商隐的《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其实，“青鸟”除去作为使者之外，尚有另一层意思。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少昊之国”，以“百鸟名百官”。其中“青鸟氏，司启也”。就是说，“青鸟氏”为一种计时的天文历法之官，属于上究天文的一种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