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节开头所提，世界各民族都有过死后灵魂观，为何只有中国发展出如此强盛的“阴宅”观念？不得不追溯到中国人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和礼制。可以说，后者正是阴宅得以盛行的催化剂。事实上，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讲，奉祀祖先都是其一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尊奉祖先既表现在对于在世父母的尽孝，更重要的是对于死去的祖先显孝。因此，尽管孔子本人持着“不知生，焉知死”的无神论观点，客观上由其奠定的“礼”、“孝”、“仁”等儒家思想却对“阴宅”的发展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孔子答宰我的“三年之丧”几句话，更是影响重大而深远。更为有趣的是，据说墓上起坟台也是起于孔子，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在将他父母合葬于防时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南西北亡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之后的荀子又进一步发挥，认为“礼”就是讲究养生和送死的道理，所谓：“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①又说：“丧礼者，以生饰死者也，大象（像）其生，以送其死。”井主张厚椁，重随葬品，于是高大的坟丘便多起来。

　　然而，孔子为其父母起坟台的目的，并不像后世人常以为的那种祈求祖先庇护的阴宅风水意念（西方人常称做“互惠关系”），其对“阴宅”的重视仅仅出于“礼制”需要。如《礼记?檀弓下第四》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至幽之故也。”这段文字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最先的阴宅已考虑到方位；第二，其方位的目的是为了“礼”。虽然秦代时有关于樗里子所谓“葬地兴旺”的传说，《汉书?艺文志》及其他汉代古籍里皆无关于“葬地兴旺”的记载。这点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的描写中得以佐证，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描写三国之事，其中涉及孙坚之葬、董卓之葬、曹操之葬、周瑜之葬及刘备之葬，皆未提到与风水“互惠”说相关的故事，仅涉及择吉日厚葬等事件。但此前有东汉袁安葬父的故事，说的是儒生袁安为其父谋求葬地时，路遇三书生，书生指一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从其言，遂葬父于此，后果累世隆兴。从此之后，类似的传说故事愈来愈多，说明“葬地兴旺”的观念在东汉时才开始盛行于民间，但尚未为最高统治者承认和应用。因为三国是东汉之末，三国时的首领孙坚、董卓等人的墓皆未涉及风水导致后代兴旺发达的内容。

　　美国人类学家埃米莉?艾亨（EmilyM.Ahern）在《中国乡村的悼亡仪式》②一书中认为：“在研究祖先崇拜的核心问题——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互惠’关系时，我们将会发现，祖先崇拜习俗要求生者关心死者，以偿还他们所欠死者的恩情。除此之外，生者还希望通过关心死者进一步给自己带来好处，希望通过祖先的荫庇实现他们所向往的那种美好生活：金银成堆，五谷满仓，子孙满堂。”

　　然而，前述的中国至东汉才开始流行“葬地兴旺”说的事实，说明埃米莉?艾亨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种“互惠”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自觉的，祖先崇拜的核心一开始并不是“互惠”关系而是“礼”。对比诸多的史料，笔者认为上述“互惠”关系的自觉与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也许可以这么认为：佛教所主张的轮回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民间各种灵魂不灭的鬼神思想，以及祖先崇拜的结合才产生出一套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互惠”关系。自东汉之后，国人对这种“互惠”关系越来越坚信不移，深深地印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以至于西方学者常常误以为“互惠”关系为中国“祖先崇拜”的核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种“互惠”关系，使得“葬地兴旺”说法盛行不衰。“葬地兴旺”说正是阴宅风水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它还使阴宅风水得以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