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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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译文：最高明的统治者，施政以不扰民为先，因此民众只知道有这个人而不知道有他的功绩；次一等的，大肆推行自己所谓的“仁政”，行有为的政治，民众会拥护他并称颂他；再次一等的，用严苛的刑法威治天下，民众都畏惧他；最差的一等，根本不会治理天下：尸位素餐、甚至窃据高位、为害民众，所以民众看不起他。正因为自己诚信不够，才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啊！这是自然而又珍贵的道理。功德圆满、事业昌盛，百姓都说是我们自己干成的，这才是最上乘的政治。
点评：在上一章讲内修的基础上，本章来讲治国的“道”。本章将统治者分为四等，提出了“信不足，焉有不信”这样的看法，认为治国的最高境界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最上乘的统治者，由于他执行的是“无为之治”的方针，遵循的是“道”和“德”的法则。所以看起来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做一样：百姓们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乡亲们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整个国家（天下）保持着“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状态；百姓们都“重死而不远徙”——重视生命而不愿背井离乡。每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都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获得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因此并不会认为这一切是出于某个人的“恩赐”。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统治者（领导人）具体干了些什么事，对他既没有负面的评价也没有正面的评价，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个人罢了。
“其次，亲而誉之”——这是次一等的统治者了，他是以“仁”和“义”的面目出现的，他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的，他能够“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他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清楚地感觉到：如果没有他，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幸福的生活，甚至连生存都是问题呢！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关心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给他们送去他的“恩泽”，使他们“感恩戴德”，使他们“衷心拥护”；使他们“歌功颂德”。老百姓也觉得他们确实不能有一天离开这样的领导人，就不停地“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再差一等的统治者，他是以“礼”和“法”作为治国的依据的，他制定名目繁多的苛刑重法来治理天下。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个在他统治之下的人，都不得触犯他所制定的“金科玉律”。否则，轻则罚款打屁股，重则杀头抄家灭族。在这样的高压峻法的统治之下，老百姓都生怕一不留神触犯刑律，人人自危，都很怕他。
“其次，侮之。”——最差的统治者了，他没有什么客观依据，完全凭着个人喜好，谬赏滥刑、尸位素餐，追求的是个人的穷奢极欲，把天下百姓当作他一个人可以任意鱼肉的对象。这样的人，老百姓不但看不起他，而且从骨子里仇视他，当他恶贯满盈的时候，老百姓会用“大威”来惩罚他的。
“信不足，焉有不信。”——老百姓不去相信统治者，不是老百姓的问题，统治者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诚信不够。如果能时时处处都去考虑到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最大心愿，真心实意地为了老百姓去办事，那么老百姓哪里又会不相信你呢？这句话才是“悠兮其贵言。”的啊！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以“无为之治”作为指导思想的领导人，他的所作所为始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满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他不会去刻意地规范老百姓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是自动、自愿、自发地做着自己最想做的事。成功了没有人会意识到这是那个领导人在背后默默工作的结果——实际上他从制度上提供了一个大家可以各尽其能、各得其乐的舞台。
老百姓都能高兴而自豪地说：我们的幸福生活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这才是最上乘的政治。
看起来讲的是治国的大道理，其实内修和治家不也是这个道理吗？[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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