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的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珍贵内涵。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发端，中华文明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大和民族、高丽民族等占世界人口1/4“黄色人类”，而且对整个别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内容。正确地对其进行剖析、反思，对于正确地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对于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都是极其重要的。

　　改革和开放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与历史上的一切重大转折时期一样，必然伴随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这场反思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开始，涉及到社会民主与专制、个人与集体、领袖与群众、人治与法治等领域，其成果是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社会中封建残余意识的种种表现和消极作用，这场反思深入则是与对外开放的展开同步。一个长期半封闭的社会突然打开了窗户，西方文明一下子出现在13亿人面前。中华古老的文化传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一场以“中西文化比较”为内容的对中华文明的深入反思在全国全面展开。

　　在这场反思中，大体上可以归结为3种思潮：

　　（1）“民族虚无”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把传统民族文化视为“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贬斥得一无是处。他们明确地主张“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要反传统，要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那么按照哪个模式重建中国文化呢？只能是“全盘西化”。

　　（2）“儒学复兴”论—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的一面，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中国的儒学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复兴。他们的一些人主张大搞尊孔活动，似乎这才是振兴民族精神的正道。这是“民粹主义”。

　　（3）“中西合璧”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的现代文化应该是把二者的优点集中起来，但对两种文化优劣扬弃的具体分析却不尽相同。

　　怎样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中体西用亦或西体中用。没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方略或者含有，救救中国！）

　　历史总是喜欢捉弄人，正当我国国内某些人盲目否定中国文化之时，正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中文热”、“中国文化热”方兴未艾之日。那些使美国企业大伤脑筋的日本企业家们，几乎都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武器，《论语》、《孙子兵法》、《老子》、《三国演义》成为企业家的必读书，作为日本的企业文化核心的“团体精神”正是儒家家族伦理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无怪乎日本企业文化被称为“家族主义企业文化”日本的资本主义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近几年，韩国在经济增长同时，也掀起了空前的“中国热”。《孙子兵法》的销量创韩国出版史上的最高纪录，企业家们应用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孙子提出的“智信仁勇严”军人五德，在韩国被视为企业家的道德信条。而另一个“亚洲四小龙”成员—新加坡，近几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儒家伦理教育，在企业中强化诸如勒劳、节俭、和谐、忠诚等儒家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新加坡吴作栋讲出了这些措施的真正意图：“新加坡人民越来越西化，人民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将会削弱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影响国家的繁荣与生存。”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它告诉我们：欧洲和美国的有益管理经验应该积极吸取，拒绝学习的盲目排外是愚蠢的，但我们不必也不应照搬他们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保守因素应该抛弃，但其重视道德的群体价值观却是值得继承的思想文化遗产。

　　1990年8月1日，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对新加坡记者说：“我在美国住了45年，我认为今天美国危机四伏，不可以效仿。假如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个人至上主义推到了极端”。对于中、美文化都有深切体会的杨振宁先生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学者村山孚说得好：“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这些话对于一切学习管理学的人，可以说是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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