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天象的信仰包括对日、月、星、云、风、雨、雷、电等的信仰。在这方面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帝”的信仰都稍晚于对日信仰。《说文》中解释的天为“颠也,至高无上”,并不是古代信仰概念,因为,原始信仰是十分注重褓的,对于抽象的“天”的概念只有当原始宗教开始把人间与天、地并列起来思考的时期,才形成“天界”的概念。《礼记·王制》中有关于天的解释,说:“天,谓日也”,这倒十分符合古代对天的最初信仰。对于《尔雅·释天》的“天之为方方神也”,也稍晚些了。因此,最早的对天的信仰是以对太阳的崇拜为代表的。
我国古代有迎送太阳的习俗,早在《卜辞》中就有记载,在《尚书·尧典》中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记载,也标志了拜日的古俗。我们古代对日的信仰,见于《山海经》,详细描述了古人想象中的太阳,原文记载:“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里面不仅仅记述日的出生、日的巡行,还有日的精魂“三足乌”的神话解释。
《淮南子·天文篇》里有日母羲和驾车送爱儿巡行的描绘,从浴日晨明,经正午,送至悲泉停车,黄昏时房子里进入虞渊。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宾日”、“饯日”习俗的信仰依据。《礼记·月令》载:“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日于东郊”,立夏、立秋、立冬之日,也都有迎日于南、西、北郊的礼俗。郭沫若在《殷契粹编·粹编考释》中还叙述到殷代人的太阳崇拜,言“殷人于日之入均有祭”,采取朝夕拜的形式。双如《汉书·匈奴传》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太阳每日运行给人间以最大的恩惠,因此对日的信仰规格也高。以后,又出现了日蚀时“救日”的习俗。
对月的信仰也是原始信仰,我国古代神话中有女娲捧月的故事和羿的妻子嫦娥偷不死药飞升奔月的传说。月中有精蟾蜍,两足人立,持杵捣药,以及月中有不死树之传说,早在汉代以前就有了。不久,随“神仙说”的影响,月中又有了砍桂树的吴刚和捣药的玉兔。在崇拜月神的古俗中,我国《礼记·祭法》中有“夜明,祭月也”的记述,在《祭仪》中又有“祭日于坛,祭月于饮,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的记载,可见对月的信仰可以与日相比。我国高山族神话中有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说原来天上有两个太阳,轮番出来暴晒,人们不堪酷暑干旱,祖先中一位英雄用箭射中了其中的一个太阳,那太阳被射中后流尽血,变成了淡白的月亮,溅到周边的血滴,化成了星星。
对星的信仰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神话中有关星的神话就是这种 信仰的反映。织女、牵牛二星的神话,可以从《诗经·大东》中追索出某些线索,如“维天有汉,蓝亦有光;歧彼织女,终日其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完彼牵牛,不以服箱”。古人对织女星表现出爱情方面的信仰,又称“星妃”,后来不仅出现了织女星、牵牛星的爱情悲剧故事,而且还出现了“七夕”、“乞巧”等有关星信爷的种种习俗。在宋代罗愿撰的《尔雅翼》卷十三中才出现了鹊鸟搭桥的传说,说鹊鸟在七月七日头上脱毛的原因,“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云”。后来,才渐渐把牵牛星转化为人间农家放牛郎。
在古代星神话中还有人化为星的故事,如高辛氏子瘀伯和实沈,因兄弟阋墙,化为“参”、“商”二星,此升彼落,永不相见。殷神话中有傅说者于箕、尾二星中间华侨一小星。这些都是星信仰的发展。在《说文》中星被解作“万物之精,上列为星”,也有星信仰的性质。这种古代信仰传承到后世,便成为星是人的“本命”,认为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有多少人,于是才出现了“星照命”,祭“当年星”、“本命星”的习俗,才出现了星陨落就是人死亡的迷信说法。《书经》中把星解作“二十八宿”,在汉代又流行了按星宿方位的隐现而做的古占卜形式,尤其遇到灾异,往往进行星占、星步、占星的术士应运而生,产生了一种叫做“星命学”的迷信知识和手段。如汉代的《太乙星子》等书,专门以人生辰八字按天星运转特点推断禄命吉凶祸福。对星的信仰在一些民族地方还形成了节日习俗,如云南南诏地方过去于十二月十六日过“星回节”,以为腊月“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开始”。人类对彗星的信仰,便是原始信仰的遗留,人们把“扫帚星”与各种灾异联系起来的迷信十分久远,《占经》里“彗星东出,有寇兵,旱”之类的说法很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