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正月十五，许昌城内张灯结彩，军民庆赏元宵佳节。
　　耿纪、韦晁等人密谋匡扶汉室、诏讨曹贼，于此夜起事，在城中放起大火。他们率领家丁千余人突袭御林军，并试图冲入宫中。因为管辂的提醒，曹操早有预防，夏侯惇三万大军就驻屯在城外，很快平息了叛乱，扑灭了火灾。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黄忠在定军山斩杀了夏侯渊。曹操方省悟管辂所言：
　　所谓“三八纵横”，是指建安二十四年；所谓“黄猪”是指己亥年，己五行属土为黄，亥为猪，建安二十四年正好岁次己亥；所谓“遇虎”，是寅月（正月）也；所谓“定军之南”，乃定军山之南也；“伤折一股”，肱股为兄弟，曹操本姓夏侯，与夏侯渊有兄弟之亲情。这首诗说的就是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夏侯渊死于定军山之南。
　　曹操让人再去找管辂时，却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了。

　　三十年后，管辂又神秘地出现在书中第一百零六回《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中。
　　这一次是吏部尚书何晏请管辂论易。何晏可是当朝的大红人，掌管着六部中最热门的吏部，有如当今的组织部长。
　　既然论易，除了谈玄说妙之外自然还要搞一下预测。何晏请管辂卜一下自己将来可否位列三公？
　　人说越老越圆滑，可管辂却越老越愤青。他不但没有恭维何晏，也再没赋什么虚头八脑的打油诗，只是讲了一大通荣辱观，好好教训了一番何晏。内容无非是要他谦虚谨慎、团结大多数同志，不要搞小圈圈之类的大道理。
　　旁边的侍中尚书邓飏早都听不下去了，哼唧了一声：“嗤，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罢了！”
　　没想到管辂脾气更大，撂下句“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直接拂袖而去。

　　回到家，管辂的舅舅就劝他，“这些人都是辅政大将军曹爽面前的红人，位高权重，你何必去得罪他们。”
　　管辂说：“您看见过对着死人拍马屁的吗？”
　　他舅舅大骂其为狂生而去。
　　不久之后的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何晏、邓飏等人伏诛。

　　以上都只是《三国演义》中的小说家言，那史实又如何呢？

       第一段出场基本是虚构的。管辂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据其自述“本命在寅”，即庚寅年出生。建安二十二年，管辂虚岁才八岁，又怎么会跑去为曹操卜卦呢!
　　那一年管辂正在仰望星空呢，按《三国志》的说法“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看来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最起码在那个年代！

　　按说晚上数星星也算是中华民族纳凉消暑、打发漫漫长夜的优良传统习俗之一，顺带还可以编几个牛郞织女、雅典娜黄金圣斗士之类寓教于乐的民间故事。可就是没见过像管辂这样认真的小朋友——他逢人就问星辰名称，和小朋友玩的游戏也是在地上画日月星辰，一看星星就整宿不睡。
　　这下管辂的爸妈可不干了：小小年纪，老是熬夜，长大怎么能有健康的体魄为伟大祖国多做贡献呀！
　　结果却是屡禁不止，正处在叛逆期的小管辂还振振有辞，“别看我年纪小，我就喜欢学习天文。家鸡野鹄，尚能知时，难道人还不如动物吗？”

　　管辂的父亲是琅琊郡即丘长。管辂十五岁那年，便进入官学读书，读的也不过是《诗经》、《论语》、《易经》等。但管辂很快就脱颖而出，以文才折服了全校四百多名同学。
　　他的大名传到了琅琊太守单子春的耳朵里。为一见这位少年才俊，单太守特地大宴宾客百余人，邀管辂赴会。
　　那时的管辂最多是高中生的年纪，虽说也是干部子弟，但见到地方最高行政首长摆出这么大的场面，总有些怯场。于是对单太守说：“我年龄小，胆气未坚，请先赐三升清酒，然后敢言。”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高度数的烈性酒，否则接下来的桥段就该是醉打蒋门神了。
　　喝完酒，管辂抹了一抹嘴，说：“好，今天是单挑，还是你们一起上？”
　　（怎么感觉是萧峰在聚贤庄？）
　　单太守露出了宽厚长者的笑容，说：“小兄弟，你看我能和你旗鼓相当吗？”
　　管辂说：“我刚读书不久，也就念了些《诗经》、《论语》、《易经》，学问浅薄，讲不了圣人之道、秦汉历史。我们就来论一论阴阳五行、鬼神之情吧。”
　　单太守有些诧异：“这是最难懂的，你反而以为容易？”

　　辩论开始了，一开始还只是单太守一个人发难，后来在座的能言之士全部加入了论战。只见管辂不慌不忙，见招拆招，对每个人的问难都从容对答，而且言辞有余。直到日暮时分，在座的各位基本都没动筷子，足以见辩论之激烈与热度。
　　这场辩论赛为管辂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在辩论过程中，面对饱学宿儒，管辂引经据典并不多（因为他当时读的书也不多），所言多发乎自然，但却文采斐然、逻辑严密，多有真知卓见。这也是管辂与众多大师最大的不同之处：他无须读破万卷，没有枕中秘籍，更无明师指点、家学渊源，但却成为了一代横空出世的大师。他是一个天才！

　　中国人大都有崇古心理，特别是在术数、中医、武术等领域，不是十八代祖传，就是道家秘术，抑或是得了什么手抄本、秘籍。更有甚者，将拜师学道过程说得无比神秘曲折，就像假古董必有离奇的身世故事一样。
　　比如晋朝的郭璞，《晋书》说他受业于河东郭公，得了郭公青囊之中的秘籍九卷。于是“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禳灾转祸”无所不通。郭璞的徒弟赵载曾偷得青囊书，还没有来得及展卷阅读呢，青囊书就自焚了——这简直就是007的高科技道具。
　　当时许多人也是持这种思维方式，认定管辂必藏有秘籍。虽然管辂的弟弟管辰曾澄清过：他哥哥书架上只有《易林》、《风角》、《鸟鸣》、《仰观星书》等三十余卷术数书，这些书都是普遍流通、世所共有的大众读物。但还是有人不信，在管辂死后，跑去偷书，结果只是失望地拿回了几本《易林》、《风角》、《鸟鸣》之书。在汉末术数就有百数十家流派，书有数千卷，可成名者又有几人？可见“书多道晦”，世人并不缺书，而是无才，更没有思考的习惯！
　　为什么就不能开动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一定要去四处收集别人的牙慧唾余呢？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说：“我是自学成才的，这些理论都是我个人的原创”，而非要认一个神秘的远古祖宗呢？为什么徒弟就一定不如师父，难道学术就是越来越退化的吗？
　　六祖慧能大师曾说：“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真正的智慧是不假外求的。我们又何必“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乞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