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北京旅游，我都喜欢去十三陵，当我漫步在青山环绕、气氛庄严的北京十三陵风景区之一的定陵陵园中，看到眼前满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帝王沉睡许久的陵墓宫殿，这时我的心情正随着脚步的挪移而变得透明，我的思绪正沉浸入历史的长河，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历时六年完成的定陵会被洞开？为什么做了48年皇帝的朱翊钧，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40年始终不愉？因她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大明江山！？朱皇帝10岁登基，21岁为自己建陵墓，历时6年才完成。工程之浩大，耗资之巨大，但总抵不过“风水”的威力，被无情的洞开，并且皇帝的棺椁毁弃，骨架被焚，骨灰被扬……
这个问题只有从十三陵开始谈起，十三陵是明代十三个皇帝的陵墓，它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北十公里处，是驰名中外的名胜古迹之一。十三陵自公元1409年开始营建，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经二百余年，营造工程从未间断过，陵区面积达四十平方公里。燕山余脉，自西向东，迤逦而来，在陵区的东西北三面，排列成一个山环，群峰耸立，如拱似屏，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形成了一个小盆地。十三个明代皇帝的陵墓，便错落地分布在这里。他们分别是成祖朱棣的长陵，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这里的大环境是符合“中国风水学”的原理的，并且“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确是风水宝地。
而十三陵的名字是这样来的……。明代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定都南京，在位三十一年，死后埋葬在南京，称作孝陵。第二个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年号建文），在位四年。朱允炆即位后，他的四叔，当时守卫北平的燕王朱棣，为了争夺皇位，发兵南下，打了几年内战，终于攻入南京当了皇帝。朱棣攻入后，当时皇宫起火，建文帝不知去向。有的说他投火自焚，有的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下落不明，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桩悬案。明成祖朱棣在在南京登基后，改年号为永乐。由于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北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修建北京。永乐五年，皇后徐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却派礼部尚书赵及江西术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直至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才选好现在这片陵区，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决定。这里山间地面广大，群山若封似闭，中间水土深厚，确是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再加上术士们的夸张、神化，朱棣更加高兴，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选在这里建陵，不单由于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守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从这年朱棣在昌平县北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末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明景泰帝葬于北京西郊金山外，十三个皇帝都埋葬在这里，形成了明代皇帝的陵墓区，因而通称十三陵。
大家知道，封建时代的葬制，一般子孙的陵墓，应当一个比一个小，但十三陵却不尽然，后来居上者也不少。朱元璋是个创业的皇帝，死后葬在南京孝陵；朱棣一生五次北征，是巩固政权的定业皇帝，死后葬在北京长陵；这两座陵，一是祖陵，一是北京首陵，因此建筑规模都很大。但以后并未依此而代代缩小。十三陵中，一般凡是皇帝生前修的陵，亲自督理，不惜工力费用，所以高大、宽阔，陵殿建筑讲究，装饰富丽堂皇。死后筑陵的全是由子孙办理埋葬，一般都是草草从事，陵墓的规模也就小得多了。而定陵就是皇帝生前修的，所以规模较大。
朱棣长子仁宗在位仅一年，长孙宣宗在位十年，史称“仁宣之治”，实际上他们都是坐享其成的皇帝。但由于他二人跟随朱棣多年，对于建国之难以及社会情况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在称帝后在某些方面还注意节省人力、财力，曾经罢采办，减织造、瓷器等等。他们二人的陵墓，也是比较小的。仁宗曾遗诏说，我在位日浅，对百姓没什么恩德，不忍过多地劳役人民，我的陵要从俭修造。宣宗遵遗诏，亲定献陵规则，三月后就将他老子埋葬了。宣宗本人虽然在生前修了景陵，但因献陵是他制定的规模，自己当然不敢过于超过父陵。《昌平山水记》上有这样一段说：“献陵最朴，景陵次之。”现在还可以从二陵的明楼、宝城（圆形围墙）及殿基遗址上，看出二陵确比其他陵墓简陋些。
自宣宗以后，各帝都是在深宫中养大的，称帝后除偶尔出去游荡外，从不愿迈出宫门一步，因此，他们不知创业、建业的艰难，生活多荒淫腐化，懒于过问国事民情。又因为他们是在宦官侍侯下长大的，听惯了宦官的阿谀、奉承，而对大臣们中的逆耳忠言却听不进去，往往恣意妄为，任意挥霍。按明初葬制规定每陵葬一帝一后，可是，英宗的裕陵却葬了一帝二后，而宪宗的茂陵又增加到一帝三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中期政治的腐败，皇帝的荒淫无道。
武宗以后的各陵，是世宗的永陵，穆宗的昭陵，神宗的定陵，光宗的庆陵，熹宗的德陵，思宗的思陵。这个时期王朝政治更加腐败。宫廷中的奢侈浪费非常惊人。反映到陵墓的建造上就显得十分豪华，其中永、定二陵是典型代表。昭、德二陵是皇帝死后才修建的，规模就要小些；庆、思二陵是利用他人之墓埋葬的。
十三陵的布局，去过的人们都感叹其浩大庄严，十三陵的形制与孝陵基本相同。在陵区南北长达七公里的中轴线上有一座显示帝王“尊严”的神道。陵区正门前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建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距今已有四百五十多年。这座石牌坊保存很完整，其结构为五间六柱十一楼，阔约二十九米，约为坊高的一倍多。六根大方柱耸立于石基上，柱脚表面浮雕云龙，上部加饰立雕卧兽。石牌坊全部选材用大型汉白玉构件建成，雕刻精美有力，是明清以来不可多得的石坊建筑。过了石牌坊二里多路，便是陵园的大门大宫门，门三洞，面南，红墙黄瓦，这是陵园的总门户，为以前“祭陵”必经之道。两侧各有下马碑，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明朝的“陵寝禁例”规定，偷进陵地拾柴折树者鞭打，取土取石者斩，擅入山陵门者杖一百，凡车马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否则以大不敬论罪。大宫门东面一座小山，名叫蟒山，西边一座小山，名叫虎峪山，大宫门正居两山中。
历代皇帝都是讲求“风水”的，连毛泽东也在内，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而皇帝们对陵墓的迷信，尤其热衷，古来有“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蟒山象征青龙，虎峪是为白虎，青龙、白虎象守门的将军一样，分别左右，守卫着陵寝的大门。看来，大宫门的位置，也是经过周密选择的。自大宫门起，随着山川地势，原有绕陵垣墙一道，长约四十公里，并设有中山口、东山口、老君堂口、贤庄口、灰岭口、锥石口、雁子口、德胜口、西山口、榨子口等十个关口。各口设置敌楼，派重兵把守。多年来，这些建筑虽然倒塌了不少，然而，从断垣残壁的遗迹还可想象当初陵墙的规模是相当宏伟的。
进了大宫门，迎面一座碑亭，重檐四出，碑亭四角旁的地面上有白石华表四座，上雕云龙，和天安门前的华表一样大小。亭内树一大石碑，高约三丈余，是为明成祖立的，题名“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长达三千余字，为仁宗朱高炽撰制。碑的背面有清代乾隆皇帝“哀明陵三十韵”诗，两侧还刻有乾隆、嘉庆时修复明陵所花费用等内容。碑下承以巨大龟趺。神话传说，龟是龙的儿子。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其中一子好负重，就是龟，称之为“赑屃”。龟以长寿著称，自古受到人们器重。早在奴隶社会时，奴隶主认为龟的寿命长，知道的事情自然要多，所以问卜时多用龟甲，将其烧裂后看纹向判断吉凶，然后将问卜内容刻在上面，保存起来，这便是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据《周礼》记载，当时有一种官名叫作龟人，祭祀时掌管六龟。汉代时，列侯的黄金印上均以龟为纽。唐朝武则天称帝不久，就命宫人将所佩的鱼袋改为龟袋。在封建时代，还将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称为四方之神，其中玄武就是龟的化身。明清两代的故宫太和殿前，也放着两个鎏金铜龟，至今保存完好。由此可见古人对龟的敬重程度了。皇帝用龟为碑趺，也是有来由的。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龟既是龙的儿子，又有负重的本领，叫它去驮老子的碑，岂不是理所当然吗？巨大的石碑，约有十几米高，在当时条件下，是用什么方法将碑立到龟背上的呢？具体方法尚未见书，但有“龟不见碑”的传说。日本刻本《文海披沙》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当初明成祖为他父亲朱元璋建碑时，因龟趺太高，石碑怎么也立不上去，可把管这项工程的人急坏了。一天，他梦见神人对他说：“想立此碑，必须使龟看不见碑，碑看不见龟。”醒后，他仔细想了一想，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到工地后，他叫人往龟背上运土，把龟埋起来，然后顺土坡将碑拉上去，待碑立起后，将土去掉就行了。此段史话虽带有传奇色彩，然而“龟不见碑”的说法，是合乎道理的。
十三陵的大碑，也许就是这样立起来的。这种“堆土法”，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陵前立碑，一般是颂扬皇帝功德的，但十三陵各陵门前的石碑都是不着一字的无字碑。究其原因，各说不一。有说是因为皇帝“功德”太大了，无法可写。《帝陵图说》中说，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他这两句话一说出去，便翰林院的官吏们卸脱了撰写碑文的为难差事，从此写碑文的责任便落到了嗣皇帝的肩上。嗣皇帝为何不写呢？据《世宗实录》记载，十三陵的长、献、景、裕、茂、泰、康前七陵，是嘉靖十五年四月才开始建亭立碑的，用了六年时间建成。当时礼部尚书严崇，请世宗写七碑之文，可这位迷恋酒色，又一心想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哪里有心思写碑文呢，因此就空了下来。世宗以后各陵，因祖宗碑上无字，自己也就不写了。
从碑亭往前，在神道两旁八百米的距离内置有石兽、石人等石雕。计有狮子四只，獬豸四只、石象四只、麒麟四只、石马四只，都是二立二蹲；接着是四武臣、四文臣、四勋臣，俱是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组石雕体积庞大，姿态生动，都是整块石材雕成，件件都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它们均为明代早期的作品。从宣德十年至今，已有五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陵前放置人、兽、石雕，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以后各代均有，只是种类数目有所差异。秦汉时放置麒麟、辟邪、象、马。唐代诸陵则是狮子、马、牛、玄鸟、文臣、蕃酋。北宋陵前排列着象、貘、马、羊、虎、狮、玄鸟、文臣、武臣。十三陵基本上依照孝陵，只是多了四勋臣。陵前放置人、兽、石雕，主要是装饰坟墓，象征生前仪卫。狮子，不仅放在陵前，而且官府衙门等处门前也有，这是因为狮子性情凶猛，吼声宏大的缘故。佛经上说“狮吼可震天地”，群兽听到狮吼，无不惊恐，将它放在陵前或门前，起着压盛避邪的作用。獬豸，是神话中的异兽，头生一角，专触不正之人，古代法官，曾戴过獬豸冠，寓善辨邪正之意。骆驼和象，是沙漠及热带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麒麟，是传说中的异兽，吉祥的象征，古有麟、凤、鱼、龙四灵之说。马，性情温顺，善于跑路，是当时人们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总之，麒麟、獬豸、烈马、雄狮，表示着皇帝的威严。
石像古称“翁仲”。据传说，秦朝有位大将名叫阮翁仲，此人身长过人，力大无穷，曾驻守临洮（今甘肃岷县），镇服匈奴有功。死后，秦始皇为了纪念他，便铸了阮翁仲铜像，放在咸阳宫的司马门外。后来，人们就把铜像、石像通称为“翁仲”了。这里放置的文臣勋臣，象征着文武百官。石像的后面是“棂星门”，也叫“龙凤门”。门分三道，因为门上装饰了火焰宝珠，故当地俗称为火烧门。再往北，沿神道穿过温榆河七孔石桥，弯弯曲曲便可直达长陵。神道名义上虽属长陵，但当其他陵墓在长陵两侧相继建立起来以后，都与这条神道相通，成为诸陵所共有，这也是十三陵的特点之一。
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陵区，各陵又各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每个陵墓都建在一个小山下面。十三陵每一个陵的建筑形式，虽然不尽一样，但都大同小异。每个陵都称作“宫”，外面也都用一道红色宫墙围起来。进入宫门，便是棱恩门，有的三间，有的五间；穿过棱恩门，便是棱恩殿，有的七间，有的九间。棱恩殿是帝后或遣官祭陵行礼的地方。十三陵中，只有长陵的棱恩殿还保存完好。它全部都用楠木建成，中间的大柱，要三人合抱才能围过来。这样粗大的楠木结构，在全国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了。棱恩殿后，便是宝城。宝城用黄土堆起来，十分高大，帝后的尸骨便埋在里面。宝城的前端建有明楼，上面竖有石碑，碑上刻了皇帝的谥号。楼的前面石座上，都有石刻的香炉一个、烛台二个、花瓶二个，称作五供。陵宫内原也有祠祭署、宰牲亭等建筑，现在都已倾圯不存。
各陵都有监、园、卫等名称，监即神宫监，是管陵官员太监住的地方，专门管理陵宫祭祀等事务，所以都建筑在陵宫附近，现在均已形成村落。园是园丁住的地方，经营瓜果蔬菜，供给祭陵之用。卫是驻军所在，用以保卫陵寝的。十三陵的殿堂原来都是香楠木所建，如此楠木大材，绝大部分来自云、贵、四川诸省。明代曾经派有专人从事采伐，作为宫殿、朝堂、陵墓之用，称作“皇木”。楠杉大木，生长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罕至，虎狼成群，且地多瘴疬之气，窒人性命。寻找皇木要成群结队，背负粮米，冒生命的危险，钻进深山老峪，忍受暑寒、风雨、饥渴、疾病的痛苦，一条皇木的采伐，将不知有多少人为之送掉性命，所以蜀民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民谚，道出了采木人的辛酸遭遇。大木采伐之后，山路崎岖，无法运出山外，要等到雨季到来，山洪暴发，靠洪水的力量，将木材漂流出去，然后再导入江河，结筏而运。在江河之中，惊涛骇浪，又不知送掉了多少人的生命。运送皇木到北京，要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沿途损耗，江河漂失，运到的木材仅剩十之一二了。
十三陵所用的砖，都是五十来斤重的大型城砖，砖上印有“寿工”二字，称作“寿工砖”。嘉靖以前由各府州县贡纳，嘉靖后大部来自山东临清。工部派有专人在这里专事督办，每年缴纳一百万块。砖的要求十分严格，质地要细致而坚实，验收时每块砖要敲之有声，断之无孔隙，砖上要印制作年月，委官姓氏，窑户姓名等，以备查对。十三陵的营建还使用了大量的石材。铺陈道路，垒砌墙基，建造桥梁、泊岸，用的青石、豆碴石，大部来自京郊附近。汉白玉洁白如雪，细腻如玉，宜于雕琢。定陵地下宫殿的大门，便是整块汉白玉雕刻的。这种材料产自京郊房山县大石窝。花斑石质地坚硬，磨平后呈现出各种花纹，五光十色，奇形怪状，十分美丽。定陵地下宫殿后殿地面就是用平整的花斑石铺砌而成。
十三陵神道两侧的石象生，陵园内高大的石碑、龟趺以及明楼角柱，石材巨大，大都为整石雕刻。且不说开采的艰难，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运到这里也是极其不容易的。当时的搬运方法是先在沿途每隔一里地挖一口井，利用寒冬天气，在地面上泼水结冰，然后将巨石放在特制的木架上（称旱船），由千百人用绳拖拉过来。据《冬宫纪事》中记载，为了给死去的帝王树一块“神功圣德碑”，从房山运送一块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白石，就调用了顺天等八府民夫两万人，历时二十八天，才运到京城，花费白银十一万两。
而定陵在长陵西南大峪山下。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朱珝钧和他两个皇后（孝端、孝靖）的陵寝。万历十一年（1583年）朱诩钧趁祭陵之便，带领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等在天寿山亲自选定陵址，确定建陵规制。次年动工，历时六年，役使军匠、工匠达三万余人。主要建筑有陵门、法恩门、祾恩殿、明楼、宝城、宝顶和地下宫殿。法恩殿原面阔七间，清兵入关后被毁，乾隆五十年（1785年）修缮，改为五间，民国初年又遭火焚，仅存遗址。明楼为黄琉璃筒瓦重格歇山顶，檐下榜额书“定陵”二字。四角及台阶都用巨石拼砌而成，枋、椽、斗拱也用石雕，加饰彩画，坚实美观。明楼内的石碑，额篆书“大明”二字，碑身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两侧的宝城，为一圆形城墙，长约750米，砖砌。垛口仿永陵用花斑石垒砌，清时已毁。陵院内外，原建有宰牲亭、神库、神厨、朝房、神马房、神宫监等。地宫位于明楼的正后部，是陵墓的主要部分。1956年5月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揭开了地下宫殿之谜，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封建皇帝为了长久保存他们的陵墓，深怕被人挖掘，不仅编造了许多神话，还把坟墓封藏得极为严密，因此，地下宫殿始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打开十三陵地宫之谜，一直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研究、探索的课题。
六十年代经周总理批准，北京市长吴晗“同意发掘”的本不是定陵，而是长陵，人们在长陵转了3个多月，处处开挖仍找不到墓道口的情况下，才请示上级挖个小的试试，于是上级批准挖个最小的那个。
考古工作人员在试掘勘察过程中无意之中进入定陵的，他们发现宝城东南侧外墙皮的砌砖有几层塌陷下来，露出了里面砖砌的券门。后来，又在宝城内侧发现了“隧道门”“石道”“宝城中”“左道”等字迹，这些发现为发掘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根据这一线索，发掘工作就选定从宝城内侧开始，先在正对着券门的位置上开了第一条宽三点五米，长二十米的探沟。挖掘工作不到两个月，即发现下面有一条用城砖砌的隧道。情况表明，它很可能是通往地宫的隧道，但探沟太短，不能把它全部暴露出来。经跟踪探索，见它弯弯曲曲通向明楼后方，于是又在明楼后边开了第二条探沟，宽十米，长三十米。当挖到七点五米深处时，发现了一块小石碑，上刻“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十六个字。这一意外的收获，有人把它比作是打开地宫的“钥匙”，也有人说它是指路碑。
考古人员反复研究石碑的来历，认为定陵于1590年建成，而神宗及皇后是1620年10月才埋葬的，陵墓建好后皇帝皇后都没有死，自然先要用土封起来。负责陵墓修建的工部，为了将来用陵时能迅速找到地宫，不误吉时，在地下留个标记是不足为奇的。这个小石碑可能就是标记。于是顺小石碑所指方向，向西开了第三条探沟，又发现了一条由东向西斜坡往下的石隧道。隧道尽头，有一堵大墙挡住去路，用营造尺丈量一下距离，同小石碑上记的一样，那么这堵墙无疑就是金刚墙了。金刚墙通高八点八米，顶部有黄色琉璃瓦檐。仔细看去，瓦檐下露出人字形痕迹，好似一座门，这就是用二十三层城砖砌起的金刚门封门砖。取掉封门砖，便进入一间方形券室。它东连隧道，顶部用砖起券，四壁用石条砌成，所以称它为隧道券。西墙中央，有一座汉白玉石门，门关闭着，从外边用力推也推不动它。原来里边有一根条石正顶着门，要想打开石门，首先得拿掉里边的顶门石。为了不使条石摔坏，考古人员先用铅丝顺门缝套住它，然后将木板伸入门缝将它顶开，沉重的石门便被慢慢地推开了。门开后，发现顶门的条石上有墨笔楷书“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十一个字，这才知道它叫“自来石”，而且玄宫（地宫）内共有七座石门。
中国人历来视“九”为极阳数。因此，用“九”来装饰皇家建筑，象征着封建帝王的至高无上。在紫禁城里，依照“九五之尊”的身材尺寸，云锦被制成滚滚龙袍。它金光闪烁，富丽堂皇，成为帝王皇家气派的代表物。据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朝圣用的龙袍计算，一件龙袍用料五丈三尺长，二尺一寸宽，由绛色蚕丝织成纱罗地，薄如蝉翼，并在这样的纱地上用真金线，孔雀羽线和五彩丝绒盘织出云龙图案，由于花地透薄，图案有浅浮雕的感觉，龙似乎就在这霞光万道，瑞气千条的红云中游动。真可谓是“转眼看龙龙不定”。龙袍的设计制作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五丈多长的袍料，大约由18000根经线和12万根上下的纬线组合，要求金彩衔接，花纹合一，拼接后，天衣无缝。这其间既要考虑制造时间跨度大，温、湿度对织物的缩率影响；也要考虑到艺人操作时打纬力度的不一致，导致织物密度的大小变化。其难度之大，水平之高让人叹为观止！南京云锦研究所曾在80年代复制了第一件龙袍，全过程历时五年时间。从而使失传300多年的纱地妆花工艺得以恢复。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丝织工艺的高度成就。在皇帝出入的宫廷的大门上，常常有纵“九”横“九”共八十一个门钉装饰。北京定陵地宫的石门，也雕刻了“九九”大石钉。石门高三点三米，每扇门宽一点八米，重约四吨，上面刻着纵横九排门钉。进了这座石门，才算进入了地宫。地宫是由前、中、后、左、右五座殿堂连接组成的，全部为石结构。前、中二殿，有石门相隔。后殿横在中殿的尽头，中殿两侧有甬道及石门，可通向左、右配殿。配殿的西墙又各有一座石门，是后殿入口处。地宫总面积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平方米，内无梁架，均为石拱券。
在灵车进入地宫时，为了使地面不受损坏而临时铺设的一层厚木板还留在前殿至后殿的地面上。中殿有三个汉白玉石宝座，放置成品字形。座前各有一座黄色琉璃五供，还设青花云龙纹大瓷缸各一口，缸内装着香油，统治者称其为长明灯。从迹象看，当时长明灯真的点燃过，因地宫封闭后里边缺乏氧气，它才熄灭了。左右配殿形制相同，都是空的，就连用汉白玉镶边的棺床上，也没有放任何物件。后殿称玄堂，是地宫的主要部分。正面棺床上停放着三口棺椁，中间的特别大，是朱翊钧的灵柩，左右两边是孝端和孝靖两个皇后。周围有二十六只陪葬箱子、玉石和青花瓷瓶等。开棺前，考古人员曾做过蜡尸（用蜡将尸体封住）的准备，但揭开棺盖一看，死者早已是一架骷髅了，只有头发还保存得较好。朱翊钧头上打着发结，插着几枚金簪，嘴上残留着几根黄胡须。他头戴翼善冠，身穿绣龙袍，腰束玉带，足登长统靴，两腿长短有些差异，象是生前有些毛病。从骨骼上看，他身材并不高大，还稍稍有些驼背。葬式是仰面朝天，右手扶着自己的面额。
孝端是浙江余姚人，朱翊钧原配，姓王，公元1620年4月死，年五十七岁，比朱翊钧早死三个月。孝靖是光宗生母，河北宣化人，姓王，进宫时为慈宁宫宫女，侍候朱翊钧母亲。她十七岁时，被朱翊钧看中怀孕，后来被封为恭妃，因生长子，又进封为皇贵妃。因为她的儿子册立为皇太子，引起宠妃郑氏妒恨，乘隙加害，四十七岁而亡。当时按贵妃身分葬在东井，到公元1620年10月，埋葬朱翊钧和孝端皇后时，才将她由东井迁来一起葬入地宫。后终于因为此地风水欠佳，洞开开后被焚。当然，当时领头开挖、焚尸的女红卫兵小将在昌平晚景凄惨，早已花白头发，神经衰弱，夜里常作皇后皇妃拿刀杀她的恶梦。
而当年捡拾棺木回家作箱子的有一家人，三个孩子都在箱子里憋死，具体原因不详。
定陵的洞开与后山高峻，及朝山、安山等都不佳有关……
1960年7月，因为北京定陵的挖掘不尽人意，国务院指示各地帝王陵墓暂停挖掘，郭老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幽宫重启”。周总理的两次批示，给我们以教育和启发。40年前，周恩来在当时陕西文化局武伯伦局长报文化部的《乾陵发掘计划》上提笔写道：“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
45年前，一份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人起草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摆在了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并很快到了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手中。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因为这份报告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发起的，吴晗又是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他们一方面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一方面找到吴晗，语重心长地说：“老兄，你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你已经不是清华园里的那个吴晗了啊！”大家都请总理拍板。5天之后，周恩来总理终于作出了裁决：同意发掘。定陵的挖掘是对是错，有待历史的检验。
而乾陵挖掘争论40年，确有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至今仍然无法回避，但无论如何，乾陵装在一座石山的肚子里，埋着两个不同国号的皇帝，一男一女，埋葬时间相差22年。第一次埋高宗李治时，埋进了全国财政的1／3.20年后，占全国1／3的金银财宝又一次随武则天装进了那个隆起的肚子里。另外，武则天死于公元705年12月16日，被埋进乾陵是第二年的7月2日，5月份从洛阳出殡，7月在陕西下葬，时值盛夏，尸体会不会腐烂？已封闭22年的乾陵再次打开接纳武则天时，第一次陪葬的物品是否受到损害……这些太多太多的遐想实在让人挥之不去，何时才能揭开这些千古之谜，人们的选择还只能是：等待。我们应顺从自然，定陵挖掘后，有些文物无法保存，文革中文物流失，是历史的遗憾，乾另陵还是不挖掘为好，我们不能把遗憾留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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