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挖掘定陵。有案可查的是，1955年10月4日，一份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人起草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摆在了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兹事体大，报告很快到了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手中。
消息传开，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因为这份报告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发起的，吴晗是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他的意见举足轻重。郑、夏力陈当时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挖掘工作，出土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吴晗则反驳说解放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工程。郭沫若、邓拓等赞成挖掘的人也通过不同方式加紧在中央领导人那里的宣传攻势。官司最后打到了周恩来那里。5天后，报告获毛泽东首肯。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即被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一位20岁的定陵女讲解员组织造反派进行批斗。批斗结束后，在“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把石块猛地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 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而后，烈焰腾起。木柴伴着尸骨“叭叭”炸响。烟灰四散飘落……
即便是保存下来的文物，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 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我们真是太无知啦。”中国考古协会会长徐苹芳回忆。
但就在这时，一些省份正跃跃欲试地要向帝皇陵进军。汉陵、唐陵、清陵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景，郑振铎、夏鼐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此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一场劫难才没有降临。
“不仅仅是不如人意，是很不如意。”赵其昌是第一个打开地下宫殿墓门的，这道门在他记忆中一经开启，就再也合不上了。
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次提出发掘长陵，周恩来予以否决。
郭沫若闻知陕西发现乾陵地宫陵道，并计划开挖的消息后特别兴奋，盼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中保存在地宫内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手迹。
王迅教授说，“郭沫若特别关注武则天的乾陵，多次表示希望生前能看一看。有些人研究了一辈子就想看看墓里边到底怎么样，他自己也以为是在为考古事业作贡献。”
郭沫若打算以与周总理多年的老交情及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说服周恩来。但当他讲完开挖乾陵的好处及必要性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
此后，不主动挖掘帝王陵成为一项中央政策延续至今。
翦伯赞和吴晗
翦伯赞（1898-1968）, 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学生时代参加“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1926年学成归国，参加北伐战争，并于1937年加入ZG。从1940年起，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北大副校长。
1945年，他在重庆得见心中伟人暨同乡毛泽东，其后，或因公或因私，与毛见面颇多。
他在史学上著述颇丰，建树甚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61年，“左”倾当道，他针对当时历史研究中片面强调阶级观点等问题，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提出要重视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
文革开始后，在被陈伯达、康生诬为“池浅王八多”的北京大学，他同其他500多名“反动学术权威”一样，过了两年被批斗的日子。其中的“罪状”之一是为吴晗鸣冤叫屈——因为他说过，“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吴晗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前他反蒋，他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连他都要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1968年，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以他特有的幽默说，“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见陈微主编的《毛与文化界名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发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指示，而且特别提到“对北大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但在两个月后的12月20日，军宣队指定与翦伯赞夫妇“同吃同住”的看管人员，早上7点多叫两位老人起床吃早点，无声；敲门，无应；破门而入，只见这位70岁的学者，还有他的老伴，身着新衣新鞋，平静地躺在床上，全身已经冰凉。
他们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片而死的。据看管人员回忆，从十几天前开始，翦就说睡眠不好，每天都向他要些安眠药，但他忽略了监视翦服下。看管人员还说，19日夜里12点多，他听到两老人起床的声响，他正要起身，就听翦说；“天气冷，就不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
从这些言谈话语里，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夫妇俩早在十几天前就商定了一死了之。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两位老人当时是怎样想的并且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当时他们是多么的无奈、无助与绝望，他们作出这个选择是下了怎样痛苦的决心！他们的死太漫长，太沉痛了，在看管人员的监视下，他们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安眠药片还要靠十几天的积攒！在这十几天中，看着那些日见增多的致命药片，想到最后时刻的步步临近，面对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和亲人，这是多么残酷的精神折磨！但两位老人竟然如此平静，这又是多么的坚毅！
后来，人们从翦所穿中山装的衣兜中找到两张纸条：一条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条是祝他的湖南同乡，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来，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多次找上门来，硬说翦是刘叛变革命的“知情人”，逼迫他证明，“就没有你的事了”，否则，“死路一条，我不会放过你！”
翦伯赞以死抗争，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拒绝诬陷刘少奇是叛徒，也拂了毛泽东把他作为“给出路政策典型”的美意，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的老伴为他而殉情，更是令人钦敬（见陈洋明编的《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事业出版）。
与翦伯赞一样，明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也是被迫害而死的——他是死在狱中，时间是1969年10月11日，比翦伯赞晚了一年；其病妻袁震饱受折磨先他而去，更可怜的是养女吴小彦因神经错乱在距粉碎“四人帮”仅有13天的时候自杀身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三人死于非命，养子吴彰幸免于难。
还与翦伯赞一样的是，吴晗也是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进步知识分子。
解放前，他作为民盟北平的负责人之一，在ZG地下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同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一方面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例如，他参与策划和组织了高校教师拒绝购买美国平价面粉的运动，朱自清就是在吴晗拿来的声明上签名后两个月贫病交加而死的——受到毛的誉赞：“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吴和毛也有个人交往。初次谋面是1948年在西柏坡，毛与他就其所写的《朱元璋》一书作过两次长谈，并在谈话后致信给他，说“两次晤谈，甚快。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同时希望他应在“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上下功夫——使他深感领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关怀和期望，故按照领袖的教诲，他对该书作了修改。
就在那时，他提出了加入ZG的要求，1952年再次提出，但毛认为暂时留在党外于工作更为有利，因此到了1957年方如愿以偿。
他对毛的钦佩和热爱是由衷的，他是个一心听党的话，一意跟党走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在1957年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这位年初刚刚加入ZG的北京市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以“我愤怒，我控诉”的激情，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储按平“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并点了许多全国知名学者教授的姓名。他揭发了民盟中央负责人的章罗1951年请他吃饭时对他的拉拢，但他两次都是“饭吃了”，却不为所动，而且“回来告诉了组织”，因此招致不满，动辄得咎，象受气的小媳妇。这件事说明他站稳了政治立场，早就同章罗划清了界限，并进行过斗争。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ZG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会后，胡乔木回到北京把情况告诉了吴晗。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刊登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此时，距庐山会议还有两个多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9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他写的《论海瑞》，文中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很显然，他针对的是彭德怀。
吴晗应当感到庆幸，同时也应当感到后怕，因为以庐山会议为界，《海瑞骂皇帝》写于彭德怀上万言书之前，《论海瑞》又紧跟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之后，他与彭德怀完全脱离了干系。
按理说，吴晗应当见好就收，就此打住。因为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专家，应当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官场的诡谲，人心的叵测，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即使没有《海瑞罢官》，只拿《海瑞骂皇帝》唯他是问，硬说这是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大造舆论，他就是跳进黄河能洗清么！再说，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汉景帝杀晁错就是一个，吴晗应当清楚。
但不知怎的，或许是与他以明史权威自居，写海瑞“舍我其谁”不无关系，总之是他在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撺掇下，又于1961年底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该剧上演后，尽管毛看过并且夸奖说写得不错、写得成功，而且该剧又是写在1962年大批“右倾翻案风”——1962年6月和8月，彭德怀两次上书毛泽东和ZG中央，要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和问题，被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定性为“翻案”——之前，但还是惹下了杀身之祸。
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革的熊熊烈火，吴晗不幸被作为了祭旗的牺牲。
翦伯赞与吴晗，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人年龄相若，经历相仿，都是最著名学府的历史学家——一在北大，一在清华，都是被文革迫害致死，都令人痛心疾首。但翦伯赞死的干净，清白，无愧；而吴晗的死，让人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总感到有些缺憾——他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至今还被人诟病，另外，他写的《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也给人以遵命文学的印象和媚上之嫌，显示出两人为人处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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