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不可犯

    ——茶余话戴笠

    “做什谋什，讨乞谋棍”探讨风水的人关注“地名”与人关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半庄先生在少年时代跟着爷爷赶庙会看杨家将戏，看罢回家路上，爷爷和上年纪的乡亲们总是不无感慨的议论着：“潘仁美不发救兵真可恶，杨继业偏在两狼山被困，也确实是犯了地名，能不败吗……”住中学后，半庄的同学郎大柱说他爷爷的双腿是因为犯了地名毁了的，早年他爷爷从河南逃荒上来，无有合适落脚处，就带着全家住在了一个叫“鸟枪岭”的地方。数年后双腿就瘫痪了，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更贫困了，辛亏有一天一个风水先生指点说：“老郎啊，你姓郎，怎能住到这鸟枪岭呢？你看你不但不发家，双腿也坏了，快搬到南边十里外的羊卧沟吧！”郎大柱说他爷爷住到羊卧沟后，腿没有好起来，家却一年年发了。

    距半庄的故乡不远有个村子叫“苗庄”，可是这苗庄百分之九十九的住户都姓马，只有一户姓苗的也不在苗庄村里住，可怜巴巴的住在苗庄村的西头一个孤庄小院里。半庄常听故乡的老人们说：苗庄原先住着姓苗的旺族，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姓马的大户，人悍势强，不管姓苗的同意不同意就强行住进了苗庄，这以后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姓马的人口逐年增多而姓苗的人口逐年减少，少到一定程度时，姓苗的就不敢在村里住了，很识时务地主动搬到村西头。还有个有趣的例子，说起来引人发笑：上党瓶城东边有个村子叫“康村”，全村人都姓康。清朝末年，有一天一户姓朱的来到康庄居住，这姓朱的还有手艺，起初康庄人是欢迎朱家人来的，不知因为什么诱因，第二年，康庄人众口同声非要赶姓朱的走，坚决不让姓朱的住下去。理由藏在心里，不愿直说出来。只是说：姓朱的，快滚走吧，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吗？姓朱的是个很聪明也很知趣的人，他扑通一声给康庄人跪下恳求道：“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大哥大姐们，我穷困潦倒，实在是没法子，请你们收留下我全家吧！从今以后我不姓朱，改姓为康，在康氏家谱里把我排为最小的一辈儿，我有手艺，尽力给众乡亲多办好事。”康家族长见姓朱的这样说话，恻隐心一动，当下拍板表态：好，就照你说的办，留下你们吧。好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去吧！咱们的“糠”不但不会少，反而要增加了。哈哈……

    近日读柳林先生的《从秋林到克难坡》先后读到这样两段叙述：“1937年9月，日寇侵入山西，阎锡山当时还打看联共抗日的旗帜，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灭日寇一千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紧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给日寇以重创。但由于敌强我弱，忻口、太原相继失陷，闫锡山南撤临汾。1938年2月临汾又失陷，阎锡山率领他的二战区长官部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先是到了陕北洛川，后因“洛”与“落”谐音，“洛川”即“落川”，阎锡山字“伯川”，“落川”者，闫伯川失败没落也。闫觉得二字犯忌，于是以此地距红军较近为由，移到了宜川。他认为宜川二字谐音好，宜是适宜之意，宜川寓意为很适宜容纳他闫伯川。于是阎将司令部设在了宜川的秋林镇。据说选择秋林也有讲究，因秋林在春秋时属秦国，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曾在这里避难，后来成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而阎西渡黄河也是避难，选择这里是想借古人的阴神保佑他。阎住秋林之后，把秋林镇改名兴集，取兴旺之意。为继续保持与阎锡山的联络，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秋林镇也设立了驻第二战区办事处，王世英同志曾任处长。就是在这里的窑洞里，闫锡山策划了臭名昭著的‘秋林会议’。”

    “1940年5月8日，阎锡山率部分随从离开秋林，东渡黄河，进驻吉县西北的克难坡。克难坡原名南村坡，是个住有六户人家的黄土山梁。山梁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0．5公里，由从西向东并列又从北问南倾斜的五条沟组成。这个山梁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阎锡山将这里定为营地后，因南村二字音近“难存”，并意欲标榜克服困难，故改名为克难城，通称克难坡。经过二年多的修建，竟将这个弹丸之地建成为一座窑洞叠立，颇具规模，可容纳两万余人的山巅小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民族革命同志会等首脑机关于1940年至1945年曾驻扎在这里，一时成为二战区的军事重镇与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看上边摘录的两段文字，你不觉得阎锡山这个人既可笑又有意思吗？不要忽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阎锡山是个历史人物，他有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扮演这样或那样的角色，那都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我们管不了那些，我们特别注意到的一点是这阎锡山竟也特别重视特定地名与特定人之间的关系，你看他阎老西儿是多么慎重，其根本原因就是阎老西毕竟是个中国人，毕竟是山西五台人。风水观念与犯地名观念在中国人的心里扎根多深啊！那么，犯地名云云，究竟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呢？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刚才我谈到的杨继业困到两狼山，老郎不该住到鸟枪岭，姓马的不应该住到苗庄，是不是可以看作“地名不可犯”一说得以检验的个案呢？立足点不同的人，对待问题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你听听他们的声音吧。张三说：就算故事是真的，未曾有一丝虚构，那也只不过是巧合而已。而李四却说：说是巧合是武断，应该说是对“地名不可犯”一说的验证，只不过是不充分罢了，这些例案多一些，就会进一步验证。张三与李四谁说的对呢？读者裁判吧！

    上边写下与录下的文字不算太少，但是我还是不能搁笔，因为我还没扯到我的文题上去哩，上边的所有文字是文章引子，下边的才是我文章的主要部分，我要说的是与犯地名有关的一个令人费解的案例，这个案例曾让世人瞠目：

   戴笠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保安镇，原名戴春风，字子佩，号芳洲。1897年是农历的丁酉年，这年的四月二十七日酉时是戴笠出生的月日时，根据五虎遁法与五鼠遁法可排出戴笠的八字是：丁酉年，乙巳月，丙辰日，丁酉时，山下火命，命里有三层火，二层木，三层土，就是缺水。戴笠的火属丁火，丁火又为星火，日头落山，星星眨眼，为丙火落，丁火出之时，这八字不错，只是“巳”中戊土属“伤官”不吉。因算命先生说戴笠应该在名字中补水，所以戴笠考入黄埔后，为了大富大贵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叫“雨农”，意为农夫盼甘霖。后来戴笠在其主持的军统局里的化名也与水有密切的关系，如用了“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1945年底，军统局应拟起1946年的化名了，适逢戴笠不在重庆，秘书室的助理秘书袁寄滨不信“迷信”故意拟了个缺水而多山的名字，为“高崇岳”，偏偏毛人风马马虎虎就批准了。谁知这年的3月17日，戴笠等13人乘飞机由青岛飞往南京，因气候恶劣，飞机撞到了南京附近的一座叫“戴山”的山上，机上无一人生还。其残骸均落在一条叫“困雨沟”的沟中，在戴笠飞机失事处还有一座不大的戴家庙。

    戴笠摔死后，大小军统特务都埋怨袁寄滨把化名改坏了，那些相信“犯地名说”的特务们说，大将怕犯地名，戴山和戴庙都是收戴笠之魂的地方，戴笠又名雨农，而雨农逢困雨沟，戴笠自然没了命。还有的特务埋怨机上人数刚好13，这正是他们戴老板最忌讳的数字。据说戴笠曾在西安霸占了杨虎城将军的军需处长王维之的一所花园住宅，坐落在西安玄枫桥13号，为了接待梅乐斯，军统人员将花园别墅修葺一新，以为是适合戴的心意了，当领戴到这所别墅里转了一趟回到花园时，戴却闷闷不乐，叫立刻找警察局长肖绍文来，肖来后，他劈头脑骂肖瞎了眼，肖啼笑皆非，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戴笠一把拉着肖走到大门外指着门牌号码，气冲冲骂道：谁将我住的别墅门牌定为这个号头？！肖这才恍然大悟，只好陪罪失察。遂将13号改为“甲14号”，方使事态平息。因之，特务们都知道戴老板忌13。

    在上边讲述的戴笠之死一案例中，我们看到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的凑在一块，13时13分13人于浓雾大雨中葬身，尤其是飞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五公里外的戴山，还有从困雨沟捞出来的尸体恰恰就是戴笠——已经被烧成黑碳棒的尸体——这一不争的事实。

    据说：1946年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戴山清理清点尸体时，将13具尸体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已不能分清哪具黑碳棒是戴笠，哪具黑碳棒是龚仙舫，幸亏有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一具尸体是戴笠的尸体，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的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而戴笠的金牙未被熔化，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雨农”改成“高崇岳”，尸落戴山困雨沟。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还有一个事例也很能说明我今天要探究的“地名不可犯”，但是我不愿把事例中的当事人某男士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相提并论，所以决定日后另立一题谈论，半庄恳请博友见谅！

 

                      半庄聊于漳河岸

                        2008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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