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废刚柔，待庚寅日中，以晹为吉也。《礼》：‘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验之《葬历》，则天子、诸侯葬月常奇常偶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时，可谓衰矣；隐哀之间，不肖甚矣。然而埋葬之日，不见所讳，无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具备，孔子意密，《春秋》义纤，如废吉得凶，妄举触祸，宜有微文小义贬讥之辞。今不见其义，无《葬历》法也。”
《岁难篇》是王充斥责《移徙法》“徙抵太岁凶，贫太岁亦凶”的一篇文字。移徙对抵着太岁方位的叫做“岁下”，背负着太岁方位的叫做“岁破”，都是凶而不吉利的。比如太岁在甲子年，因为子为癸水，位处北方，所以这一年中，无论北移还是南徙，不是抵了太岁就是负了太岁，都要遭凶。起宅嫁娶，也无不如此。这年如果不南北徙而移东西，徙四维，则都吉利。原因是按着这样的方位不和太岁相触，也不和太岁相冲。
为此，王充运用他的那管扛鼎大笔，使用归谬之法，对之加以有力的驳斥。因为用归谬法所引出的结论，自然是荒谬而经不起推敲的。文末，王充叹曰：“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触岁，触岁不能不得时死。工伎之人，见今人之死，则归祸于往时之徙。俗心险危，死者不绝，故太岁之言，传也不灭。”
《诘术篇》是王充论驳图宅与五姓关系的有关文章。诘，就是责问；术，就是图宅之术。图宅术说：“宅有入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王充诘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其有宅也，犹鸟之有巢，兽之有穴也。谓宅有甲乙，巢穴复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独在民家，不在鸟兽何？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以田饮食，以宅居处，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后宅，田重于宅也。田间阡陌可以制入术，比土为田，可以数甲乙，甲乙之术独施于宅，不设于田，何也？府廷之内，吏舍比属，吏舍之形制何殊于宅，吏之居处何异于民，不以甲乙第舍，独以甲乙数宅，何也？民间之宅，与乡亭比屋相属，接界相连，不并数乡亭，独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独立于民家也？数宅之术行市亭，数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门曲折，亦有巷街。人昼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实一也。市肆户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县邑杂处，与街巷民家何以异？州郡县邑何以不数甲乙也？”
由此，王充进而议道：“天地开辟有甲乙邪？后王乃有甲乙。如天地开辟本有甲乙，则上古之时巢居穴时，无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数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数日亦当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时。支干加时，专比者吉，相贼者凶。当其不举也未必加忧支辱也。事理有曲折，罪法有轻重，上官平心原其狱状，未有支干吉凶之验，而有事理曲直之效，为支干者何以对此？武王以甲子日战胜，纣以甲子日战负，二家俱期，两军相当，旗帜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与子专比，昧爽时加寅，寅与甲乙不相贼，武王终以破纣，何也？”
问题不得不涉及五姓。所谓“五音之家，用口调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张歙，声有外内，以定五音宫商之实”。原来五姓，就是古时一种把人的姓，按照五行五音进行分配，加上吉凶忌讳的迷信说法。比如在《春秋》中，“以陈、卫及秦并同水姓，齐、郑及宋皆为火姓”。这种配法，“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摄”（《旧唐书》七九《吕才传》），然而主要的依据还是用五行来配合五姓。其中发角音的配木，称为角姓或木姓；发徵音的配火，称为徵姓或火姓；发宫音的配土，称为宫姓或土姓；发商音的配金，称为商姓或金姓；发羽音的配水，称为羽姓或水姓。关于角、徵、宫、商、羽五音，这是一个音韵学上的问题，这儿就无法细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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