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风水术的批判
我国古代风水术认为，风水、建造的宜忌，非但直接关联到当时人的命运，并且还将对后世子孙的荣枯，产生深远影响。《宅经·凡修宅次第法》说：“其有长才深智，悯物爱生，敬晓斯门，其利莫测。且大犯即家破逃散，小犯则失爵亡官，其余杂犯火花、口舌、跛蹇、偏枯、衰殃、疾病等万般皆有，岂得轻之哉！”对于这种犯了风水、建筑禁忌的，“犯处远而慢，即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始发，犯处近而紧，即七十五日、四十五日，或不出月即发”。听来简直有点令人汗毛倒竖。然而如果风水、建造得吉，又可门庭兴旺，子孙荣禄。由于风水、建造对住户整个家庭成员有着这样大的影响，所以《宅经·凡修宅次第法》引子夏的话说：“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结论是：“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
对于风水术的这种说法，早在东汉前期，出身于细族孤门的大思想家王充，就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了。虽说在猛烈抨击中，王充搬出了“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以及“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的绝对的命相观，可是这丝毫也无损于他在抨击风水术中所迸发出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
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在他倾注了三十年心血而著成的《论衡》一书中，公开激烈抨击风水术的思想集中在第二十三卷的《四讳第六十八》、《谰时第六十九》、第二十四卷的《讥日第七十》、《难岁第七十三》，以及第二十五卷的《诘术第七十四》等篇章中。
在《四讳篇》中，王充着重批判了“西益宅”不吉利的说法。文章开头说：“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从来者远矣。”原来所谓“益”，就是增益、扩充的意思，因此“西益宅”的含义，就是向西增益、扩充住宅。风水术认为，屋宅的西面是白虎星所在的部位，要是主人不慎，在扩大住宅时误向西面扩展，那就一定会因触犯白虎星而招致灾害。可是对于这种说法，王充在文章中的批判却并不是针对性的，原因是很可能在这一时期中，风水术虽已有了西益宅不祥的说法，但在原理上却并没有作过多的阐述。
然而无论如何，王充对于西益宅不吉利的批判毕竟是别具光彩的。文章引鲁哀公的旧事说：“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以为不祥。”鲁哀公在大怒之下，对于左右大臣附和令史的谏争之话，一股脑儿地全都听不进去。结果还是宰质睢有办法，当鲁哀公问宰质睢：“吾欲西益宅，史以为不祥，何如？”宰质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由于回答对了鲁哀公的胃口，使得哀公一时大悦。隔不一会，鲁哀公止不住问：“何谓三不祥？”宰质睢回答：“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规谏，三不祥也。”哀公听完，深深感到宰质睢的话义理深蕴，于是反省了自己，并打消了西益宅的念头。对此，文章认为：“令史与宰质睢止其益宅，徒为烦扰，则西益宅祥与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质睢以为西益宅不祥，则史与质睢与今俗人等也。”
这里，王充在批评令史与宰质睢的见解和俗人一样的同时，笔锋深指，一泻汪洋道：“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益西面独谓不详，何哉？西益宅何伤于地体？何害于宅神？西益不祥，损之能善乎？西益不祥，东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犹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体，神有吉凶，功德致福，犯刑起祸。今言西益宅谓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恶人西益宅者，谁也？如地恶之，益东家之西，损西家之东，何伤于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犹人也，人之处宅欲得广大，何故恶之？而以宅神恶烦扰，则四面益宅，皆当不祥。诸工技之家，说吉凶之占，皆有事状。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岁月，祭祀言触血忌，丧葬言犯刚柔，皆有鬼神凶恶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祸。至于西益宅何害而谓之不祥？不祥之祸，何以为败？实说其义，不祥者义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行文至此，王充得出了西益宅不祥，是由于“义理之禁，非吉凶之忌”的结论。
东方文化弘未来咨询网http://www.hongweilai.com
咨询电话：13121912839 010-52322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