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风水术的这种说法，早在东汉前期，出身于细族孤门的大思想家王充，就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了。虽说在猛烈抨击中，王充搬出了“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以及“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的绝对的命相观，可是这丝毫也无损于他在抨击风水术中所迸发出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
对于这种义理之禁，王充的阐述是：“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
对于这种义理之禁，王充的阐述是：“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于义不善，故谓不祥。不祥者，不宜也，于义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大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饮食；宅，人所居处。三者于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与田，不吉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处，不设尊卑。宅者长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讳？义详于宅，略于墓于田也。”在阐述中，王充不把不祥解作不吉利，而解作“不宜”，倒也别具一格。
《谰时篇》批判的，是对“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内容是：“假令太岁在子，岁食在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被）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避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对于这种说法，王充的看法是：“如实考之，虚妄迷也。”
《论衡》第二十四卷中的《讥日篇》，着重批判了落葬、祭祀、沐浴、裁衣、起宅、学书必定要选择时日的迷信说法。其中落葬、起宅与风水术中的阴宅、阳宅有关。文章起头，王充先举世人迷信时日的缘由道：“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之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议，略举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夫祸福随盛衰而至，代谢而然。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祸福自至，则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惧：此曰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连年不悟也。”
就风水术而说，王充对起宅择日作了这样的批判：“工使之书，起宅盖屋必择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体，何害于岁月而必择之？加以障蔽人身者神恶之，则夫装车、治船、着盖、施帽，亦当择日。如以地动穿土神恶之，则夫凿沟耕因亦宜择日。夫动土扰地神，地神能原人无有恶意，但欲居身自安，则神之圣心，必不忿怒。不忿怒，虽不择日，犹无祸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恶人动扰之，则虽择日何益哉？王法禁杀伤人，杀伤人皆伏其罪，虽择日犯法，终不免罪；如不禁也，虽妄杀伤，终不入法。县官之法，犹鬼神之制也。穿凿之过，犹杀伤之罪也。人杀伤不在择日，缮治室宅何故有忌？”从“地神能原人无有恶意”和“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正反两方面入手，从而有力地斥责了起宅盖屋必择时日的荒谬无稽。
再从落葬择日来说，《葬历》曰：“葬避九空、地及日之刚柔，月之奇偶。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偶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对于《葬历》的这种说法，王充自然是不能苟同的，所以他认为：“夫葬，藏棺也；敛，藏尸也。初死藏尸于棺，少久藏棺于墓。墓于棺何别？敛与葬何异？敛于棺不避凶，葬于墓独求吉。如以墓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钧也。治木以赢尸，穿土以埋棺，治与穿同，尸与棺一实也。如以穿土贱地之体，凿沟耕园，亦宜择日。世人能异其事，吾将听其禁；不能异其事，吾不从其讳。”从结论的“吾不从其讳”一句看，王充的骨头是硬乎其硬的。接着，王充又以“春秋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数，案其葬日，未必合于历”的事实论据，贬驳了落葬择日的奇谈怪论。
《葬书》又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王充又驳：“假令鲁小君以刚日死，至葬日己丑，刚柔等矣。刚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当以雨之故，废而不用也。何则？雨不便事耳。不用刚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鲁人之意，臣子重慎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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