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君择葬的大处来说，《论山陵择地札子》认为：“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从家人择葬的小处来看，《葬论》指出，古人落葬，既不择地，也不择日，而时下流行的葬书一类，却又是察看山川地形，又是选择年时干支，认为这是关系到子孙辈富贵贫贱、吉凶寿夭的大事，遂使好多天下父母死后多年，还因没有找到风水宝地而迟迟未能落葬，真是呜呼哀哉，于心何忍！接着，他还现身说法，举他自己父亲的丧事为例。父亲死后，族人提议：“葬亲是件大事，不请人察看风水阴阳是不行的。”他哥哥伯康在舆论压力下没有办法，只得找了一位风水先生摆摆样子，应付门面，而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墓穴规制、落葬时日、出丧路线等，一切都由伯康自己决定。由于风水先生收到了一份丰厚的谢金，所以便挖空心思、煞有介事地在葬书里找出好多理由加以论证，断为如此这般，大吉大利。族人听风水先生这么一说，便就深信不疑，其实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当年写这篇文章时，司马光哥哥伯康已经七十九岁，而他自己也已六十六岁，做了大官。总计下来，一家子在朝里做官的计达二十三人之多。前些年司马光妻子仙逝，没有请教风水先生卜葬，家里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幸。再从那些相信风水人家来说，也不见得比他司马光好到哪里。所以最后司马光断言：葬书所说不可信，他家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元明之际，我国出了个写下了《龟巢稿》和《辨惑篇》的思想家谢应芳（1295—1392）。当年，他曾作诗嘱咐儿子说：

    要学刘伶死便埋，随行负锸欠舆台。

    萤生腐草光能几？在南柯梦易回。

    一笑预言身后世，两贤聊共掌中杯。

    贫居何处堪铺席，流水窗前好绿苔。

    诗中所说“两贤”为他的友人汤道原、曹子寿，他们都是谢应芳简葬思想的积极拥护者。

    谢应芳的简葬不择风水的思想认识是一贯的，所以此后直到临死，还在《示二子》诗中谆谆告诫：

    人之有生必有死，养生送死理宜然。

    一从杨墨至聃释，异端邪说多乖衍。

    我生赖以读书力，破浪帆我中流船。

    苍头荷锸日随我，死即埋我横山前。

    毋劳沙门送作佛，毋劳羽客送登仙。

    漆灯不必照长夜，宰树不必缠纸钱。

    明朝一代，对风水术持批判态度的时有其人，除张居正外，较有名的还有王廷相、唐顺之、罗虞臣、项乔等人。王廷相为明朝有名的哲学家。他在所撰《雅述》中指出，落葬选择吉壤善地，如果可使子孙受到荫庇，那么试问，同一祖上择葬得吉的，那么为什么他的子孙辈中又会出现有的富贵，有的贫贱，有的长寿，有的夭亡，有的行善，有的作恶等种种不同呢？由此可见，择葬得吉，福荫子孙的说法，纯属荒忽谬悠的无根之谈。接着，他又从另一角度，对于风水之道进行批驳道：“若以风水能致人福禄，则世间人事皆可以弃置不为：农者不论天时而耕耨，商者不论贵贱美恶，工者不论习熟工巧，士者不论讲学擒词，一唯听于风水，以俟其自至可也，然而能之乎？”文中人定胜天的思想，跃然纸上，可谓入木三分。

    荆川先生唐顺之，《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曾经收载他对于巫术星相堪舆之术的一些独到批判。文章先以提问领起道：“叩巫术星相堪舆之家而问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闻者骤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舆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权，以奔走乎，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系于巫卜星相堪舆之口，而听焉若是，何也？”个中主要原因，唐顺之认为，还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他说：“人情常喜希觊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术家凭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发而奇中，操希觊之心与摩揣之见，而叩之凭鬼神之人，而投之巧发奇中之说，宜其入之深也。”接着，唐顺之重点对吉凶无稽的堪舆之术，及其招致的严重后果，作了激烈愤然的批判，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