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一天，姚家忽然来了两个自称是河南黄姓的翩翩少年，看到姚某就拜跪下去，执晚生礼甚恭。姚某惊问原因，才知道黄氏迁葬以后竟然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又在同一年里中了河南乡试。不久在礼部试中，一个还因中试而做了知县官呢。这次前来拜访，是听了他俩父亲的话才来的。

    在这则堪舆骗术中，河南汲县巨富黄姓因为不久生子，事出凑巧，所以非但没能揭穿姚的骗术，反而还因此蒙蔽了一大批人，这就更加使人悲叹了。

    以上所述种种，多半是骗子借风水之术来迷惑群众的故事。故事的本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于风水术的种种不满情绪，可毕竟还难以说明风水本身的不可信。倒是东汉吴雄不问风水禁忌的事实，能够说明问题。原来吴雄是汉顺帝时河南人，年轻时，吴雄不幸死了母亲，因为家里贫困买不起风水宝地，于是就把母亲葬在了人家丢弃而不愿入埋的地里，并且在操办丧事时，也不问问时日吉凶。有人劝他说：“你这样把母亲葬在死绝之地是要灭族的。”可是吴雄听后，理也不理，只当作没有听见。后来吴雄不仅自己官至廷尉，并且连他的儿子吴祈、孙子吴恭一起，三世都做了廷尉的官。

    吕才（660？~665）是初唐著名的方术批判思想家，博州清平（今山东省聊城）人。他平生精于阴阳、方技、舆地、历史，尤其擅长乐律，并担任过太常博士、太常丞等职。当年，唐太宗因为感到阴阳术数之书，非但时有讹伪，并且拘忌太多，就让吕才等删定《阴阳书》，颁布天下。在奉书删定过程中，吕才先后撰成了《叙禄命》、《叙宅经》、《叙葬》等著述，对当时存在着的星命、风水等世俗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些著述现被保存在《旧唐书·吕才传》中。

    唐初之时，社会上以五姓附会阳宅方位生克吉凶的迷信，依然盛行不衰。对此，吕才口诛笔伐道：“验于经典，本无斯说，诸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震、鲁、卫、毛、聃、郜、雍、曹、腾、毕、酆、郇，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皂甫，并是子姓苗裔。自余诸国，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又检《春秋》，以陈、卫及秦，并同水姓，齐、郑及宋，皆为火星。或承所书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官、商、角、徵，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

    再之对于当时社会上阴宅五姓安葬，各有宜忌的无稽之谈，吕才也刀笔犀利地剖驳为：“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年在困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赵氏之葬，并在九原；汉之山陵，散在诸处。上利下利，蔑尔不论，大墓小墓，其义安在？及其子孙富贵不绝，或与三代同风，或分六国而王。此则五姓之义，大无稽古，吉凶之理，何从而生？”

    为了迎合丧家趋吉避凶的心理，一时间各种葬书纷纷出笼，使人惑于拘忌，遂使本来淳朴的民风，被搅扰得乌烟瘴气。对此，吕才的心情是非常激愤的。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暨乎近代以来，加以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这样的结果，自然使得“野俗无识”之士“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缴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对宾客受吊；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不送其亲”。以上种种，都严重违背了圣人设教的初衷，所以吕才怒曰：“葬书败俗，一至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