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全国各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客观的反映。巫宝三先生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概括为“法自然”〔17〕，非常恰当。我认为《货殖列传》的商业区划也具有“法自然”的特征。稍微留意，即可发现《货殖列传》划分各大商业区，既没有局限于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也没有受汉武帝时期十三州部监察区范围的约束，而是本着“法自然”的原则划分的。其具体做法如下：①依循地理形势划区。临淄所在的海岱区、邹鲁所在洙泗区、邯郸所在的漳河区、燕所在的勃碣区、番禺所在的岭南区，以及由河东、河内、河南构成的三河区，梁宋区，颍川南阳区，前五者皆因山川形势划分，后三者则由于地缘关系密切而将二、三个郡国划为一区。按地理形势划区，虽受《禹贡》划别九州办法的影响，然而其所记述内容则是商品交换，与《禹贡》专记伪托的贡纳物产不同；②按历史习俗划区。我认为司马迁对关中、越楚这两个特大商业区是按照这个原则划分的。《货殖列传》所载关中区，战国末年皆为秦国疆土。《史记·苏秦列传》云：“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西汉去战国未远，世人仍皆习惯于将故秦之地视为一个地理单元，故司马迁将其划为关中区。至于司马迁为何把包括安徽、江苏、湖北在江北的绝大部分、河南的东南部及整个长江中下游东至东海、南到南海的辽阔地区划为一个特大的越楚区，今人可能难以理解，但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演绎成俗的地理观念。《正义》云：“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岭南素为越人之居，故也可归入越楚；③在商业区划中，司马迁虽然采用了依循地理形势或世人习俗观念的方法，但他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他的学说没有局限于自然地理和风俗地理的框架中，从总体上看他的商业区划所最重视的还是经济因素，即建立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繁荣的程度。这是司马迁“法自然”的思想方法在商业区划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如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范围虽仅相当于今河南（不含东南部）、山东、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安徽北部边缘地区及江苏西北角的一小部分，其面积仅与关中差不多，比越楚小得多，司马迁却在这里划出了三河、颍川南阳、漳河、海岱、洙泗、梁宋六个与越楚并列的商贸区，客观地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开发得早，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亦相应发达的事实。关中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因其经济重心在秦川，主要商市也在秦川，汉中、巴蜀的资源，陇右四郡的畜放主要依赖输往秦川交易。因此，司马迁把若大的故秦之地划为一个商业区，不只是沿用传统地理观念，也符合当时这个大区商品流通的实际情况。越楚区更为广大，但其大部分地方开发较晚，商品经济不发达。虽然长江下游的吴县、岭南的番禺比较先进，但由于距离中原较远，山水阻隔，与外地商贸关系不密切，故司马迁因袭传统观念将其划为一个商业区。总而言之，司马迁“法自然”的商业区划，摆脱了行政区划约束反映商业地理实际的因素，虽然涉及自然地理（如山川形势），但没有停留于自然地理的范围内；虽然涉及习俗观念，但没有局限于风俗地理，他所重点记述的仍是各地的商业地理，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3.比较真实地勾画出了西汉前期的全国各地商品流通渠道。先从关中谈起。关中是个大区，关中区内部的商品流通渠道前文已经谈及，不赘述。《货殖列传》的记载显示关中通往关东的商道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安东北的栎邑（栎阳）跨越黄河通往河东的陆道。司马迁云栎邑“东通三晋”，又云杨县、平阳“西贾秦、狄”，《正义》：“秦，关内也。”两者互相呼应，揭示出这条商道的存在；第二条是沿河、渭出入关中的商道。这是一条由来已久的古道，商末武王伐纣、春秋时期秦穆公潜师袭郑、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18〕，均利用这条水陆之道。《货殖列传》谓“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揭示了这条商道对于勾通关中和关东商贸关系的重要作用；第三条是关中和南阳间的商道。司马迁云：“南阳西通武关、郧关”，则关中与南阳间的商道又分为二条：一条是由南阳西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而至长安，即秦末刘邦入关之道。另一条是由南阳西出郧关（今湖北郧县）至汉中，汉中即司马迁所谓关中的一部分，如果继续沿褒斜道前进，则可至秦川西部；函谷关以东黄河中下地区的六大商业区，彼此地域相连，商道四通八达，如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河内郡的温县、轵县，“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赵即邯郸）；而漳、河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南阳不仅西通关中，还是中原腹地与越楚交往的枢纽。南阳“交通颍川（阳翟）”，不仅显示了其与中原腹地的商业渠道，而且由于陈县“在楚夏之交”，因而勾画出了西楚与颍川、南阳商业区一条商道。至于南阳“东南受汉、江、淮”，则表明了宛县市场与江汉地区的西楚商市江陵和淮南地区的南楚都会寿春的商品交换关系。黄河下游的重要商业城市邯郸和临淄与北方的商业都会燕（蓟县）有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司马迁云邯郸“北通燕、涿”，而燕“南通齐、赵”，其间商业渠道清晰可见。至于江南各地与中原地区的商品流通情况，《货殖列传》虽然没有上述那样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该篇开头宏观记述全国商品流通情况那段文字仍可看出一些线索。“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对照司马迁在区划部分对各地商品的记述，可知这些商品大多来自岭南的番禺和长沙、豫章二郡，反映了这些地方与中原有商贸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商品大多是高级奢侈品，超出一般人的消费水平，加之西汉前期统治者躬倡节俭，因而当时对这些奢侈品的消费量可能不大，长途贩运奢侈品的商贾当亦不多。吴县市场上的海盐之类的商品，虽为人民生活必需品，但北方出产亦多，加之交通不便，因而输入中原市场可能也很有限。《货殖列传》没有明确勾画出中原与江南的商业渠道，说明在西汉前期彼此间的商贸关系尚不密切。
　　此外，《货殖列传》还反映出了中原和关中市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如前所述，与中原地区商贸关系密切的勃、碣区燕地市场的辐射区域已达到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乃至朝鲜。而河东郡的杨县、平阳，“西贾秦、狄、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关中的栎邑（栎阳），“北ｘì＠①⑤戎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反映出河东及关中市场影响及今内蒙古南部、宁夏、甘肃中部和青海的东北部。司马迁称巴蜀“南御滇ｂó＠①④”，临邛卓氏“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由此可见，临邛铁器已远销到今云南昆明了。又，《索隐》释“贾椎髻之民”云：“谓通贾南越也。”从《西南夷列传》记载看，此释可信，在西汉前期蜀郡确实有一条经滇（今昆明市）而至岭南番禺的商道〔19〕。不过由于这条商路极其艰险，在当时不可能是一条商旅热线。
　　《货殖列传》的记载表明，关中的秦川地区和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品流通渠道稠密而又清晰，其他地区的流通渠道大多隐隐约约，或断断续续，客观地反映了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司马迁用这些清晰度不同的商业渠道，组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商品流通网络图。
　　4.以商业繁荣的程度为标准评价城市和“都会”概念的提出。在《禹贡》、《职方氏》反映出的区域经济地理中，没有城市的内容。其他先秦著作，涉及城市而又兼及商贸的内容也很有限。从这种意义上说，《货殖列传》又可称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城市地理著作。《货殖列传》列举的全国24个主要商业城市，长安为京师；洛阳、邯郸、临淄、燕（蓟县）、鲁县、陶（定陶）、睢阳、陈县、江陵、寿春、吴县、番禺、颍川（阳翟）、宛县等14个城市为郡国治所；雍县、栎邑（栎阳）、临邛、杨县、平阳、温县、轵县、邹（驺）县、合肥共9 个城市仅为县治所在。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城市的评价，已摆脱了仅以政治和军事地位衡量城市重要性的传统观念，而以城市的经济含量——即商业繁荣的程度作为确认商业城市的标准。本文第二部分的阐述已经充分体现出司马迁皆因其资源、交通条件和商贸实际情况而确认商业城市的思想。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把上述那些城市中的商品经济更为繁荣者称为“都会”，我认为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发明。虽然在战国时期已有人试图从经济方面反映城市的特点，但并没有给经济较为繁荣的城市起一个专有的名称，“都会”的名称自司马迁始有。在他所列举的商业城市中，被明确称为“都会”的仅有邯郸、燕（蓟县）、临淄、陶（定陶）、睢阳、寿春、吴县、番禺、宛县共9个城市。谈到这里， 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长安、洛阳这两个大商业城市何以没有被列为“都会”？我认为这蕴含着司马迁的另一层意思。西汉时期关中是全面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位于关中腹地的长安商业自然发达，司马迁描述其商贸形势说：“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至于洛阳的商贸情况司马迁介绍说：“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将此与司马迁对邯郸等9个“都会”商贸形势的描述相对比， 长安和洛阳不但不逊色，而且超过它们。我认为司马迁是把长安和洛阳作为全国性商业中心看待的。如果我的这个看法能够成立，那么《货殖列传》记载的24个商业城市可分为三等：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邯郸等9 个城市虽然也有一些跨地区的商贸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方“都会”；其余13个城市的商业地位则又次一等。我认为这样的商业城市分类符合西汉前期全国商业发展的客观实际。
　　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还对商业都会的繁荣情况有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通都大邑，酤一岁千酿，醯酱千＠①⑥，浆千＠①⑦，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①⑧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①③茜千石，马蹄＠①⑨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ｎｉè＠②⑩曲盐鼓千答，鲐＠②①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虽然这里说的是富商大贾要达到“比千乘之家”的社会地位所应有的经营规模，但也反映“都会”城市商业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各“都会”所处地域不同，其商业部门也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式，而会各有自己的特色。
　　综上所述，我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酝酿时期，那时以物产布局为核心内容的区域经济地理成就和其他各类著作中积累的商业地理知识，对尔后商业地理著作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西汉前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学术气氛的复苏为商业地理学著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依据他可能利用的条件，对全国各地的商品地理、市场布局和商品流通渠道作了前无古人的系统论述。体现商业地理学特征的几个主要方面，《货殖列传》都已基本具备。因此，我认为，《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货殖列传》的问世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形成的标志，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奠基人。当然，不可否认，《货殖列传》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新学科的幼稚性，例如其学科体例不够规范。商业地理学作交叉学科，与一般经济理论问题，与商业经济学及地理学科中的经济地理、自然地理、风俗地理等分支学科都有联系，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学科，应有自己独具的学科体例（详见前面的阐述）。商业地理学论著的作者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仅会影响其本身体例的规范性，也会影响作品对主题学科内容的表达。《货殖列传》由于过多地涉及了经济理论、人物事迹和风俗地理，作为商业地理学著作要求，其体例显然不够规范。此外其中依照世人习俗观念划别的两大商业区、关中区尚基本符合西汉前期关中的商贸实际，而越楚区则有一些明显失误。司马迁所划越楚区的四个小区，岭南区既能因其地理形势，又符合其商贸实际，比较得当。而西楚、东楚、南楚三个小区，看来是自战国末年楚国徙都寿春后，以寿春为视角形成的习俗观念。其中西楚区包括沛、陈、汝南、南郡四郡之地，沛郡在寿春之北，陈郡在寿春西北，其方位不确姑不论。沛、陈、汝南三郡地域连属，而汝南与南郡中间横亘着不属于西楚的南阳郡和衡山国，把一个与其他三郡不相连属的郡划为一个商业区，作为古代的商业区划欠妥当。地处“楚夏之交”的陈县与地处“夏人之居”的颍川（阳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且沛、陈、汝南三郡都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与中原其他各区商贸关系亦较密切，司马迁因循习俗观念将其与商品经济落后的江南划为一个大区，显然欠妥，这是过分强调风俗地理在区划中的作用所造成的失误。《货殖列传》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虽然学科体例尚不够规范，其对西汉前期商业地理的反映也有不足之处，但它的开创性成就还是令人瞩目的。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在肯定古人成就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无苛求之意。
　　注释：
　　〔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74页。
　　〔2〕《国语·齐语》。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晋语八》。
　　〔5〕《战国策·赵策三》。
　　〔6〕《战国策·赵策一》。
　　〔7〕《战国策·齐策一》。
　　〔8〕《管子》著作时代有争议。 宋濂《诸子辨》谓“疑战国时人采撮（管）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姚际恒谓《管子》“大抵战国末人，如稷下游士……借管氏以张其说者也。”今人胡寄窗先生说与宋、姚近似（见《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8 月重印本，第288页）。其他异说，未见确凿证据，故本文姑从上说。
　　〔9〕本文《管子·地数》篇引文据《四部备要》本。
　　〔10〕《山经》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成书时代有争议，姑从顾颉刚先生春秋末或战国初年说，参见顾著《五藏山经试探》，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1册，1934年版。
　　〔11〕《禹贡》成书时代有争议，姑从顾颉刚先生战国说。参见顾著《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载《古史辨》第1册。 又见顾著《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前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版。
　　〔12〕本文《禹贡》引文据《十三经注疏》。
　　〔13〕《周礼》成书时代有争议，我赞成杨向奎先生战国说。见杨著《〈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绎史斋学术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14〕《尔雅》成书时代有争议，姑从王成组先生成书于战国时期，而汉儒有所附益说。见王著《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1版，第26页。
　　〔15〕我认为《货殖列传》取材大致限于武帝以前或武帝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以前，故其内容不及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亦不及河西四郡，拟另著文详述之。
　　〔16〕《史记·河渠书》。
　　〔17〕见巫宝三先生《司马迁“法自然”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8〕《史记·平准书》。
　　〔19〕《史记·西南夷列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火加火加下宀加缶
　　 ＠②原字为足右加翕
　　 ＠③原字为足右加菊字的下半部
　　 ＠④原字为氵右加夸
　　 ＠⑤原字为纟右加去
　　 ＠⑥原字为山右加禺
　　 ＠⑦原字为纟右加希
　　 ＠⑧原字为台下加木
　　 ＠⑨原字为厂里加冒右加犬下加木
　　 ＠⑩原字为彀字左半部弓换成禾右加殳
　　 ＠①①原字为纟右加卢
　　 ＠①②原字为氵右加开
　　 ＠①③原字为后字口换成巴
　　 ＠①④原字为棘下加火
　　 ＠①⑤原字为谷右加阝
　　 ＠①⑥原字为工右加瓦
　　 ＠①⑦原字为詹右加瓦
　　 ＠①⑧原字为髟下加木
　　 ＠①⑨原字为足右加敫
　　 ＠②⑩原字为山下加阜字上半部右加辛下加米
　　 ＠②①原字为此下加鱼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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