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经济战略上实行国有化，目的就是要使财富最大限度地向国家层面集中。但是，落实到具体经济管理层面，仍然和奖励军功的策略一样，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战场，砍敌人一个脑袋，就可以晋爵一级，赏田一亩。在农业生产中也是如此，凡事定质定量，设立标准，用数字来说话，用奖罚的法律杠杆去调节，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化管理的系统，渗透到秦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字化管理是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农业生产需要预算，财富分配照样也需要预算。没有数字，政府就变成了瞎子，无从把握国家的经济脉搏，也无法对官吏进行监督。而且，官吏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管理也要靠数字，没有数字就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就这样，秦国的全部经济生活就变成了一大堆标准数字和统计数字。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数字化生存”和“标准化管理”，其实在2000年前的秦国经商鞅之手大行其道了。

    秦国所有的生产都是按计划完成的，实行的是目标管理。秦律规定：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没有朝廷的特别命书，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工师与丞各要罚二甲。这充分说明，朝廷每年都是要给官府工室下达生产任务的。采矿、冶铁业也是如此，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如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或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罚其曹长一盾。可见，官府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变，也不得完不成任务。

    秦国的这种数字化管理，不仅体现在上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还体现在具体生产的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要素上。秦人最大的特点是功利实用，做事目标非常明确。而功利向来是和经验联姻的，数字化管理的背后恰恰是世界观上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依靠经验，唯经验是从，把过去的经验推向未来，把“试点”中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秦国就是如此，由做基础工作经验最丰富的行家里手，将经验汇集总结成文，落实成一个个精确的数字，并在全国推广实行。

    我们上面提到，在秦国的直属牧场里，牛马的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养牛要养到什么程度，看来是有一个标准的，否则就无法判断牛是瘦了还是肥了。还有战马，也是有一定规格的。秦国的军法规定，战马的选择必须是5尺8寸（相当于今天的133厘米），这保证了由马所组成的方队在战斗时前进与后退可以做到一步不差，不会留下任何薄弱的缺口，保证了整个队伍方阵的整体性，从而保证了号令一发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锐气和战斗力。战马的选择有了规格，在喂养过程中就有了标准。喂养到这个标准，负责的官吏就应该受到奖赏，否则，达不到标准，自然要受到惩罚。

    在农业耕作方面，秦国也处处显现出数字参与管理的精确性和高效性。如在播种时要求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等，这种在全国推广的数字化管理使得耕作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即我们今天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就是说，在一些专业方面选择一些最优化的标准，用数字固定下来，强制在全国推广。还有其它诸如此类的种种，使得秦国的农业达到空前的先进与发达，其农业先进的管理一点不亚于2000年后的今天。

    数字化管理不仅表现在农耕、畜牧的生产过程中，还表现在分配领域。国有化的经济在秦国占绝对地位，自然就会带来国家运行成本的问题。当劳动者都在为国家效力，执行职务行为时，他们的一切开销要由国家来负担。军队上战场，士兵的吃穿住行的费用自然要由国家来负担。奴隶、刑徒，虽然在皮鞭下无偿地为国家劳动，但他们也要吃饭。不吃饭就无法延续劳动力。这一部分支出，自然也是国家来买单。还有，秦国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国家的公务员，他们的俸禄、薪酬、出差时的津贴，不用说，也是从国家财政中支出的。

    如何合理地规划财政支出，如何将这种国家运行的成本压缩到最低，也就成秦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创造财富是“开源”，节约成本则是“节流”。二者并行，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于一身的商鞅，自然重视国家财政的支出和分配问题。在这一点上，秦国采取的仍然是数字化的分配制度，即“禀给”制度。所谓的“禀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供给制，按需分配，需要多少，国家就给划拨多少。当然，这里所谓的“需要”，不是劳动者自己决定的，而是官方事先预算好的。国家认为你应该需要多少，你实际上就能得到多少，既不多给，也不少给。多给了，浪费财物和粮食；少给了，会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

    难以想象，秦国是如何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需要”的。况且，考虑这些“需要”的标准也不是单一的。男女之间有差别，老少之间有差别，不同身份的人之间有差别。即使是同一个人，忙时和闲时更有差别。商鞅把分配的份额竟然定质定量到每个人头，就算在统计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是很难做到的。据《云梦秦简》中的记载，秦国的口粮正是按工种、性别、身份、身高，分别定量供应的。不同的人，到食堂去打饭，不仅吃的饭菜不一样，而且饭菜的多少也有差别。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者，饭菜里可能就有些肉丝，还能吃饱。而劳动强度不大的，估计也就是吃个半饱，至于饭菜，估计也就是喝点粥，吃点咸菜。而且，在秦国的集体大食堂里，每次做饭都是按人头下米的，可以推测，那些负责伙食的官吏，在下厨做饭之前肯定已经计算出了每个人应该吃多少，大家一起需要吃多少。否则，一锅饭吃下来，怎么会丝毫不差，既没有剩余而浪费，也没有因饭菜不够而影响了接下来的劳动呢？

    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就这样让官方牢牢地控制住了全国经济的命脉。对政府来说，只要把规矩制定下来，把任务下达下去，再培养一批克尽职守的官吏，就万事大吉了。难怪秦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难怪秦国这个战争机器一百多年来有条不紊地在运转，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