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看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物写的企业历史.

到1998年，始于1978年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在1994年以前使用的概念是“国营企业”,1994年以后使用国有企业的概念,本文使用“国有企业”这一概念,包括1956年以来的国营企业和1994年以后的国有企业]已经经历了整整20年。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80年代的放权让利和90年代的制度创新两个阶段。

从历史分析角度出发，运用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这些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中国20年国有企业改革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内涵的固有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通过人们的理性抉择启动的。改革发生过程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特征。(2)20年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国有企业体制内涵的固有矛盾，相反发展出新的形式，这种矛盾的发展决定了中国2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是20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推动因素。(3)在改革过程中，伴随着原有体制下的矛盾及其变化形态的演变，产生了新的矛盾，这种新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正是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必须将国有企业改革推向新的阶段。这也正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义。

一、历史起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发生的?

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在京、津、沪三市进行放权让利的试点。但是，对于为什么要改革国有企业、为什么要采取放权让利的方式、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启动的等问题，较少研究。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启动的深刻历史背景、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学特征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状态。
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放权让利的试点首先是在四川省进行，继而在全国推广的。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重庆钢铁公司等六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权让利改革试点。自主权的内容是：给企业定一个增产增收的目标，允许企业在实现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留成，可给职工发放奖金。这种做法实行三个月后，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收到较好的效果。1979年2月，四川省经过调查研究，在总结六个试点企业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意见》(简称十四条)，这个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在分配方面突破，增加企业的活力。十四条在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实施后，当年试点企业在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方面普遍高于非试点企业。[陈雪薇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调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260页]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将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原则意见提出来。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部门在京、津、沪三个城市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等八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7月，国务院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进行扩权试点。企业扩权试点开始扩展到全国。到1980年6月底，除西藏外，全国实施扩权试点的企业总数超过6000家。试点企业总数占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交企业数的15％，产值占60％，利润占70％。[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1980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并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权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全面铺开。
1978年，为什么会开始探索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到这个时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内涵矛盾的冲突与发展已经发展到极限，而在此同时，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开始转变促成了解决矛盾的历史契机。
首先，到1977年前后，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内涵的固有矛盾尖锐化，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实行全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工厂”(即国家的辛迪加)的思路形成的。[有作者认为,经典作家的上述设想对于传统国有企业体制形成的影响不大。例如,黄仁宇认为,传统国有企业的产生是因为战时政策的延续(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台湾联经出版社1990年版)。林毅夫等认为国家推进重工业化战略目标的需要(参见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形成与国有企业的体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中国,国有企业的设立既是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的延续,又是推进重工业化战略的需要,但构建国有企业体制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设想]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是全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者，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缺乏独立性。经典作家的上述思路共同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已经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一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而且具备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然而，这两种思路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潜在理论前提，即社会管理者也就是国家必须具备充分的管理全部企业的能力，这包括信息能力、决策能力等经营管理能力和为全部国有企业担负盈亏的财政能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形成传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时，上述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和国家的能力基础都是不具备的。这样，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一开始就内涵着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复杂性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的矛盾，二是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与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矛盾。这一矛盾发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
1956-1977年间，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经济效益的演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经济效益指标都呈现下降的整体趋势；二是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在政府决策失误(如“大跃进”以后的1961、l962年)和政局动乱时期(如1967、1968、1974、1976年)是明显下降的。这种趋势是上述两个基本矛盾的体现，同时，又反过来加剧这些矛盾。一方面，它体现了政府不具备直接管理大量国有企业的能力。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除了整个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以外，还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独立的企业，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经营管理才能的形成与积累。而政府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充分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力。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与政府决策和政局状态的相关性尤其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到1977年以前，由于长期的“左”的错误，政府部门及企业管理人员沉湎于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没有积累充分和有效的技能与知识；与企业管理有关的统计、信息制度被破坏。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搞好国有企业，依靠原有的模式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也表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迫使国家以数倍的投资换取企业的回报。到1977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已经到了国家财政能力能够承受的极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与国有企业的利税回报不相称。1956—1977年间，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9.2倍，而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只增长5.5倍，利润和税金总额只增长6.3倍。整个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只增长2.5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第218页数据计算]国有企业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整个财政收入的增长。1957年以后，中国的财政状况的总体演变趋势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财政困难状况逐渐加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1965年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1977年间，中国陷入了继“大跃进”时期以后又一个财政困难时期。1974、1976年两年出现财政收入的负增长。[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215页]可见，单纯运用国家财政投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已经遇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
纵观中外历史可以发现，财政困难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基本动因。正如熊彼特所说的“从国家财政入手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其显著，……在社会转折时期，现存在形式相继陨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Schumpter,Joseph,Alois,1918年“TheCrisisoftheTaxState”,InternationalEconomicPa-pers,No.4.]发生在中国宋、明中期的两次大变法，肇始于国库长期亏空。17世纪英国经历的两次革命与君主和议会争夺财政权利有关。偿债压力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而且在整个18世纪后期，债务危机和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始终左右着法国政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由魏玛共和国蜕变为专制政体，与其战后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而引起的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直接相关。
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财政困难到“文革”后期及其结束后的1977年已经发展到极点。国有企业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主要对象。因此，1977年前后的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选择，或者是继续采用原有国有企业模式，由国家承担全部投资，直接控制其生产经营活动，以追求企业产出最大化；或者是放松对企业的控制，让企业有一部分投资、生产、经营决策权和收益享有权，促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通过利税形式获得一部分收益。实践证明，第一种办法不仅难以促使企业追求产量最大化，而且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和财政困难，已经走到尽头。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向企业放权让利，这种办法在当时条件下，既可以相对搞好国有企业，而同时又可以不加重财政困难。
其次，到1978年，中国选择权利分配关系调整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还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以及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理性选择有关。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对国有企业实施放权让利的空间。前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前苏联60年代以强调利润刺激为核心的改革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60年代，在中国理论界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强调企业自主权和增强企业利润动机的建议；在实践上，则在1958年进行了对企业扩权让利的短暂实验。60年代进行了运用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管理国有企业的尝试，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方面的原因，没有发展成放权让利的改革。到1978年前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纠正“左”的主体错误，实施放权让利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基本排除。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科学反思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演变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弊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确立了对企业放权让利这一方法。
实施放权让利改革也是历史经验的启示。实际上，一开始放权让利的方式基本上是实行1958年曾经尝试过的办法。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只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就企业管理权限和企业隶属关系进行过调整，没有对企业实施放权让利改革。实际上，中国在1978年以前不仅进行过对地方下放企业的改革，而且在 1958年曾经进行过短暂的对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早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认识到这一体制过度集中的弊端，因此在1958年和1969—1970年间先后两次进行了改革。1958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6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到1958年年底，中央扦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由1957年的9300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到1958年的13.8％。[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在此同时，对企业进行了放权让利改革。(1)扩大了企业的计划权。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由原来的12个减少到主要产品质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利润4个，其余8项指标，包括总产值、新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年底工人到达数、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等变为非指令性计划。(2)扩大了企业的财权。1958年5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的几项规定》，决定把企业奖励基金制度改为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规定以主管部门为单位计算企业留成比例，留成比例一定五年不变。企业利润留成主要用于“四项费用”(即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安全措施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流动资金、基本建设投资等，用于奖金和福利部分不得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5％。这是在1978年以前给企业下放财权最大的一次。(3)扩大企业人事管理权。除企业主要领导以外，其他职工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前提下，可以自行调整机构和调配人员。可见，1958年的改革带有明显的放权让利性质。这次改革时间不长，到1959年，在初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伴随上收下放的企业，放权让利尝试也终止了。
1969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各部开始下放企业。1970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的以外，一般都应下放。到年底，下放了2400多个企业，中央各部所属民用企业只剩700多个。这种状况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