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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