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