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发展的趋势上看具有通变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就是这种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留今”是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与时变”倡导的是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所谓“俗”，是指民间自然形成的事物，而非因循守旧制度之规定，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在具体管理事务中，实际情况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不能墨守成规陷入经验主义。例如在军事斗争中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讲的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我情、天时地利等各种条件，灵活用兵。具体到普通的管理，同样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才能使管理更加有效。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不如变化快，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到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哲学的辩证上看具有和谐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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