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展开以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文化管理？

我认为是有的。我并且认为，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具体讲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文化管理的萌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秦始皇搞书同文，焚书坑儒，这标志着比较自觉的文化管理的开始。而自秦代之后，对于文化的管理历代相沿不辍，并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后期，即明、清两代。所以，我认为可以这样讲：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管理历史。这一点和外国，至少和欧美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管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我以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管理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开阔眼界，拓展思路；可以为我们的文化管理者树立一个参照系，帮助我们从惯性思维、从经验管理的局限中走出来，真正把文化管理工作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再往大里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管理历史，将使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文化管理的客观规律，找出一些对文化管理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理和原则，从而促进文化管理水平大步提高，推动其逐渐走向科学。我认为，做这样的估介并不过分。

在上面两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看法以后，我们的论述便可以展开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管理包括的内容涉及到思想文化领域的众多个方面，材料极为丰富，一篇小文难以做到面面俱到，所以笔者准备择要谈一谈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图书管理、文艺管理这样三个题目，在介绍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归纳出若干认识。

一、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每个时代都需要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这种统治思想归根结底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情形正是如此。
中国社会进入封建时代，是在春秋、战国之交。当时思想界极为活跃，出现了众说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产生了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柯、荀卿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许多自成体系的思想流派。年轻的封建阶级则在各种理论学说和思想流派面前作着比较和选择，希望从中找到一种符合自己需要的理论作为治国治民的思想武器。这个比较和选择的过程持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一直到汉代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40 ——公元前87 年在位），这个选择才告结束。

汉武帝决定，把儒家思想定为统治思想，实行一条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自此后，儒家著作《诗》、《书》、《礼》、《易》、《春秋》被尊为“经”，得立为“官学”即受到官方的保护和提倡，少数儒家代表人物即博士对于经书的解释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级阶利用各种手段强迫人们接受和信奉儒家思想。

附带说一句，儒家思想之所以被尊崇，是因为它所主张的一套观点，如君权神授论，三纲五常论、大一统论等等，非常适合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自从儒家思想被正式确定为统治思想以后，封建阶级便凭借着他们手中所握有的国家权力，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途径，把儒家思想推向全社会，使之成为自己加强思想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

推广儒家思想最重要的途径有三条：

l ．兴办学校

汉武帝始建封建社会的太学，又推广了蜀地兴办地方官学的经验，使中央和地方所办的官学，既是为封建国家训练培养合格官吏的机构，同时又是向全社会传播儒家思想的基地。这一作法在中国古代一直被沿用着，历代统治阶级无不重视办学。他们通过学校进行思想灌输和知识传授，从而达到培育人才与把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普及到全社会这样的双重目的。

2 ．诱以官禄

儒家的一个梦想，“学而优则仕”在汉武帝统治时期终于变成了现实。汉武帝命人制定的有关制度，使读经与做官直接联系了起来，从而调动起了人们学习儒家思想的积极性。当时还规定，对于那些努力奉行儒家基本思想且表现突出的人，如孝（指尽心侍奉父母，格守孝道）、廉（指克已奉公、尽心事上）之士，也可以推举其当官（对未仕者）或提拨其品级（对已仕者）。汉代的选举制度及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是这种“诱以官禄”政策的表现形式。

3 ．倡导礼制

儒家非常重视礼制的作用，主张“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们觉得礼比法重要得多，因为法只能用来惩办少数触犯了刑法的人，而礼却可以施之于所有的社会成员，起到防止人们犯上作乱的效果。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这个道理心领神会，于是以极高的热情，将儒家所推崇的吉凶宾军喜五礼全面地施行起来。他们通过行礼，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关于尊卑、上下的教育，让人们由此明瞭各人在社会中的应有位置并安守本分，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礼教”。礼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有必要对礼教稍作阐释。我们以吉礼和嘉礼中的冠礼为例。吉礼用于祭祀天地神鬼，它称列为五礼之首，极受重视。天地日月山川百谷风雨雷电之神及祖宗之灵，都是吉礼祭祀的对象；北京现存之天、地、日、月、先农、先蚕、祈谷、太岁、礼稷九坛及太庙，皆为古代帝王祭祀之所。祭祀之前要实行斋戒，包括素食、独处、停乐；祭祀之日要沐浴、更衣、吉服，以示虔诚；致祭之时，则要奏乐、歌舞、三献，以显庄重。最高统治者举行吉礼的目的，在于利用天地神鬼以威慑民众，宣布自己乃“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自己的一切作为乃是出于天意。应该承认，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是很历害的一手。它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压迫中国农民的四大绳索之首，神权。

冠礼为嘉礼之一，是男子成年时举行的一种典礼，在古代中国较受重视。举行冠礼之前，要先占卜以择吉日；行礼日，要遵守一套严格的规定程式。加冠典礼由父亲主持，先由来宾为加冠者梳头、挽髻、加簪、著纚；然后，由来宾庄重地为其加冠、起字、敬酒祝贺。加冠之数，平头百姓只有一加，而官宦之家则有三加，始加缁布冠（表示可以治家），再加皮弁（表示今后要服兵役），三加爵弁（表示有权参加祭祀活动）。从这些程式不难看出，整个行礼过程贯串着形象生动的关于人生态度、社会责任及尊卑上下等等封建道德伦理的教育。吉凶宾军嘉五礼，代代相沿，而且内容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扩大，名目不断增多。到了宋代，就有了吉礼43 、凶礼12 、军礼6 、宾礼24 、嘉礼27 、总计112 种名目的礼仪，可以说囊括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行礼，人们无时不刻地接受着礼的规范和礼中所蕴含着的道德伦理的薰染。中国向来被称作“礼仪之邦”。礼仪礼仪，通过举行议式来行礼，由行礼而领会礼中所含之义（即封建道德伦理），再进而做一个循规蹈矩、恭顺温良的好百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以上所述各类，兴办学校，诱以官禄，推行礼制，实际上都是统治阶级对于民众的一种有目的的思想灌输、道德教化和感化工作。故“文化”者，在中国古代，实在是“以文化人”之谓也。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在对民众进行深入，持久的思想灌输，道德教化和感化方面，一直是抓得很紧的，其工作应该说也是卓有成效的。封建统治阶级通过这种“以文化人”的工作，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统治思想的地位。

儒学构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干，这是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

随着形势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又在其统治思想中加进了新的成份，使之与儒学相互补充。这后来加进的成份就是宗教，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东汉以后传入中国，佛贵死，它的教义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观念；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由殷商时的鬼神崇拜、战国时的神仙信仰、东汉的黄老之学等发展而来，它与佛教相反，不信死后有鬼神，重视个人生前的适意求乐，不死以长生。这是佛教与道教的不同处。

然而，佛教与道教又有相似处。讲命运，劝行善，叫人对苦难和压迫消极忍耐而不去积极反抗，宗教的作用大抵如此。“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此话千真万确，过去的戏文中有“前世未曾修，今世当丫头”的人物告白，不用统治阶级去多操心，她自己就化解了，认了，以为这是命，怨不得谁人。所以宗教也和鸦片一样，能使人上瘾、痴迷、越陷越深……

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佛教和道教的基本态度，是充分地加以利用，作为麻痹人民精神，消弭反抗意识的武器，以此补充儒家思想的不足。

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佛教和道教的扩散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带头崇信，亲自礼敬，用广建寺观、雕造塑像，大作法事和道场，倡导学习佛经、道经，甚至皇帝本人亲自出家，亲受符箓的方式，大力扩大佛教和道教的社会影响。于是，宗教的势力日盛，信徒日众，佛教的大佛寺、观音寺、尼姑庵、喇嘛寺等充斥城乡，道教的三清宫、老君庙、关帝庙、城隍庙、土地庙、娘娘庙等遍布天下，而且不论佛教还是道教，各个寺庙宫观里面，整日里都是香烟燎绕诵经不绝，诱引无数善男信女前去顶礼膜拜、许愿还香。

就这样，儒家礼教、佛教和道教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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