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凡是有成就的学者，无不研究过它并得它的启示。然而，《周易》这部煌煌巨著的作者是谁呢？这是数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谜题。

《周易》三圣说的人认为，《周易》中《易经》与《经传》两部乃是伏羲、文王、周公（或孔子）三人合著。

以伏羲作《易经》本身为证，其《系辞下》自称庖牲氏王天下，仰观俯家，始作八卦。《史记一·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羲纯厚，作易八卦”。在《曰者列传》中则进一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周本纪》则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前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孔子世家》却抬出孔圣人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仲尼弟子列传》则进一步佐证曰：“孔子传易于瞿”。

继承和拓展这一说法的是马融和陆续，他们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这是定论。只是他们把传说中的伏羲剔除了。与其稍有不同的是朱熹，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必须把这三个人的易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孔说与非孔说。持这一说法的人，长期以来，围绕着《周易》究竟是孔说还是非孔说这一问题争论时间最长且十分激烈。一派认定，一部《周易》非孔子他人莫属；另一派则断言：《周易》与孔子毫不相干。

这种争论起源于汉代。根据《周礼》记载，周初，《易经》有三种本子，一名曰《连山》，二名称《归藏》，三名为《周易》。前两种在汉代已经失传，只有《周易》在民间流传。汉武帝时，政府曾设置以调易》为首的五经学馆，一些“五经”博士用当时通行的隶书重新整理撰写经书，使得新版《周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孔门传人认定《易经》为孔圣人所著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所以，都在此书中冠以“子曰”字样。这一派即是后人所称的“今文学家”。

但是，以先秦时代留下的篆书书写的经本为正宗经典的“古文学家”，他们则认为，《易经》居首的五经皆周旧典，一是先王留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孔子未出，何以作经？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易意子问》，文中说。，《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杂卦》等篇与孔子根本毫无关系。清代学者龚自珍则进一步论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

近代以来，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坚持孔说“今文学家”观点的学者皮锡瑞认定：“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康有为更是一锤定音：“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康圣人连孔子是《周易》的合著都概不承认。

持非孔说的古文学家也不甘示弱，以钱玄同为旗帜，奋起反击，他精心考据，层层批驳，结论说：“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针锋相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郭沫若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独树一帜。他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连读也没有读过《周易》。他说，《论语》中关于孔子“五十以学易” 的话，鲁语“易”字也作“亦”，不足为信；而《周易》中多次出现的“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由此郭先生推断《周易》大多出于荀子门人之手，并认为《周易》可能是战国前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的。

此外，还有些学者根据《周易》的思想观念来争论《周易》作者。冯友兰先生著文说，《周易》与《论语》的哲学观点截然不同，从而否定《周易》为孔子所作。苏渊雷教授则认为，冯先生的论说，就事论事，综观两部著作就不难看出《周易》与《论语》的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很难说孔说派的论点没有道理，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的情况。

非孔说的学者仍不同意孔说学者的意见。黄永年先生认为《周易》属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的一类杂著，其作者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他还说，“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李镜池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易经》卦，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易经》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姓名不可考”。宫哲兵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用逻辑研究的方法，从其传授路线和发展过程分析，认为《周易》是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同时承受三晋与燕齐文化的乳汁，是晚周各思想的汇流与结晶。

《周易》的作者究竟是何人？至今尚未有定论

【伏羲】
关于伏羲氏，又有叫“伏牺”、“包牺”等七八种名称的，也是一个有名的大神。传说他是人的头，蛇的身子。又说他妹妹女蜗也是人头蛇身。当初因为他父亲捉拿雷公，惹得雷公发怒，发来洪水淹没了世界，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兄妹二人躲在一只大葫芦中活了下来。后来，他们兄妹结了婚，地球上才又有了人类。他的本领可大了，据说，他常常拉着他妹妹的手，一起爬着天梯到天上玩耍，耍够了再回来，就像幼儿园小朋友玩滑梯一样好玩。他对于人类的贡献也很大。据说是他把绳子编织起来，做成渔网，教人们打鱼，又是他取来火种，教人们将肉烤熟了再吃，以免伤胃、闹肚子。此外，他还教人们养猪、养羊、养鸡等等。似乎是他发明了渔猎，又似乎是他发明了畜牧，二者兼而有之，但那详情我们了解得很少。这大约是因为后来畜牧业的地位不如农业那样重要，所以人们不大关心的缘故。

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大约在6500年前，开始进入父系社会。先祖伏羲氏正是处在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即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并存的社会中。古书记载“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帝王世纪》引《新语》）。这个先圣就是伏羲氏。而在伏羲氏之前，“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原始人打来鸟兽，就连毛带血地吃，吃不完就扔，打不着鸟兽，就挨饿，男女无别，穴居群婚，结绳记事，极其愚昧（《绎史》引《白虎通论》）。考古为这一时期提供了证据。约在8000 年前，黄淮海大平原西南的淮河流域已经出现了从事原始农业，家畜饲养，并进行渔猎和采集的人类生活，同时出现了使用单个符号记事和在陶器上刻画的汉字雏形（贾湖人）（李学勤，朱大渭《中国通史图说》）。大约同时期在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部落也开始先后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林耀华《原始社会史》）。这就是我们古书上多次提到的伏羲氏时代。
每当提及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人们总是会怀念炎黄二帝，这是因为当今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姓氏绝大多数的寻根可以追溯到炎黄两帝。所以不管是大陆、港澳台人民，还是海外华人均自称为“炎黄子孙”。其实还有比炎黄二帝更早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被誉为“人文始祖”的伏羲氏。由于伏羲氏时代以龙纪官，以龙为尊，因此全体中国人又都自视为“龙的传人”。伏羲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对此，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述：造六书，作甲历，伏制牺牲，冶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头为九牧，因尊事为礼仪，因龙出而纪官，因凤来而作乐。命降龙氏倡率万民，命水龙氏平治水土，命火龙氏炮冶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号曰天皇（《绎史》引《三坟》）。汉晋时代史书把伏羲氏举为“三皇”之首，“五帝”之先。特别是唐朝司马贞为《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确立了伏羲氏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首席地位。伏羲氏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经历了从存在血缘婚到基本排除血缘婚的过程，最终使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人的进化过程中，伏羲氏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伏羲氏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

【周文王】
中国商代末年西方诸侯之长。姬姓 ，名昌。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周人谥西伯为文王。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他就是日后著名的周文王。他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课本上的周武王、周公旦的画像，都来自汉代-山东武氏祠画像石。
  商纣时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发明“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在位50年。
  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时，追尊周文王为南周始祖文皇帝。
  《史记·周本纪》说他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国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纣王见了大喜：“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 “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在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诗经·大雅》：“既伐于崇、作邑于沣。”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就在这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不幸死去。《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他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死后葬于毕（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
  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