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弘未来咨询网|卦台山周易大学承办　文章中心 - 纪中石-周易批判: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扬振宁炮轰易经,周易简直是反科学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得主扬振宁炮轰易经－－周易是玄学,更非科学,简直是反科学,危害中国2000年迷信元凶之一,阻碍中国科学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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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进一步使得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

　　
　　《易经》不易。作为“六经之首”，它在产生后3000多年，还被学者“指责”为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当然，更多的人会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试图为《易经》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正如杨振宁自己所说的，加入讨论的人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压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力量。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年10月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论题的首位。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至于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杨振宁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学者徐光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前六章)。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杨振宁在报告中说。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关。

　　另外就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报告中，杨振宁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

　　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

  杨振宁炮轰《易经》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

杨振宁作为在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之一，他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一样，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去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去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结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

    “苍苍白发对红妆”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作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引来国学家、易学家的指责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作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和与会者进行了激烈争论。

爱因斯坦早有说法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

为何咎归《易经》

    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5条，其中2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大钧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并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华”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不具有逻辑性，是许多中外学者都已指出过的一个事实。但《易经》对这种非逻辑说理传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其源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杨振宁不过是对老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

狭隘民族主义与伪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十几年前那么流行，但是仍然大有市场。风水、占卜、命理、天人感应、巫术等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传统迷信在死灰复燃的同时，又往往被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甚至有人声称它们代表着“新科学”，至少也是“潜科学”、“类科学”。也有人论证《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遗传密码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它提出的“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十四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

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根本就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虽然许多人做过类似的批评，有的批评要比杨振宁的演讲更严密、更尖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是杨振宁作为人人敬仰的大物理学家登高一呼，其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杨振宁向来被视为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他的反戈一击，矛头直指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源泉之一的《易经》，更要让易学家们大为光火。这实际上是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的激烈程度。由于杨振宁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科学一方的力量，算得上是他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的一个大贡献。

晶报讯刚刚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在演讲中说：“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但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

    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一个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袁伟时日前撰文指出：“在这次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分析《易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危害，显示了一个大师令人景仰的风度，可惜，这样的反思尚属凤毛麟角。”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宙守恒定律”，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成为最早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记者：杨先生，您说过您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不如人的看法。

　　杨振宁：你如果看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献，你就会了解到，那时中国的科学是多么落后。我想在20世纪初，中国念过初等微积分的人恐怕不到十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种落后的情形下，一些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多强的自卑感。1957年李政道和我得到诺贝尔奖，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高兴，我就讲了刚才那番话。对，这也是我现在的决定，我指出了《易经》的致命伤。

　　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的强烈反响。

　　记者：《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作？

　　杨振宁：是。

　　记者：那么杨先生为何对《易经》开炮？

　　杨振宁：因为我那个文章叫做《易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你如果看我那篇文章，其中80%是讲影响非常之大，所以那篇文章变得非常有名。

　　记者：这个演讲是你长期研究必然的结果，还是说是种冲动？

　　杨振宁：在这方面我去看了一些书，去想了一下，我看出来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从《易经》开始就已经没有推演法了，还认为归纳法是唯一的思维的方法。如果说我有什么革命性见解，就是我指出了它的致命伤。这是他们不喜欢的。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流泪。

　　加入美国籍的杨振宁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祖国。1971年，杨振宁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访问，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作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杨振宁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极大作用。

　　记者：那次回国顺利吗？

　　杨振宁：还顺利，先是我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回来，我父亲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后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中国欢迎你来。那一次也是我人生80多年的经历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就在这次回国的过程中，杨振宁亲自证实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确实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且，这项伟大工程的带头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得到这一确切消息时，杨振宁竟一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

　　记者：您当时离席了，您去了洗手间。

　　杨振宁：是。我想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跟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初中国的落后，当初中国被人歧视，有今天的年轻人所没有的感受。在这个情形之下，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自己制造出来最尖端的重要武器，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震荡，我感情上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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