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

说话没人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

没错啊，孔夫子说，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如果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亡国。国君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他有什么乐趣可言？

这里先要澄清一下，在春秋时期，从理论上讲国君的话没人敢违抗，从实际上看却往往不是这样。

确切地说，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大家看在眼里，视为表率，所以他说什么话，办什么事，都必须符合礼法，不敢有半点马虎。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即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

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个叫做臧僖伯的大臣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对鲁隐公说了

一大通长篇大论，以《左传》这么简洁的语言，都记录了一大段，看得人头晕。归结起来，大概意思是，大凡事物与军国大事无关，国君都不应该参与，否则就是“乱政”，是国

家败亡的征兆。

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祭祀征伐。那个年代，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

礼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不应该参加了。

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作生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

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

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罗嗦。更要命的是史官

，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

“公矢鱼于棠。”

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丘明老先生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

*

这一年四月，郑伯为了报东门之仇，派兵攻打卫国。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燕国（南燕国，非战国时期太子丹那个燕国）出兵伐郑，以缓解压力。郑伯派祭仲、原繁、泄驾率

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

被郑军打败。

对此，左丘明老先生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

同年，郑伯以周王卿士的身份，假借王命讨伐宋国，而且一直打到宋国都城睢阳城的门下。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而且已

经做好准备救援宋国了，但他故意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问使者：“郑军打到哪了？”

使者恨其明知故问，说了句气话：“还打没到国都。”鲁隐公大怒，对使者说：“宋公命我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 还打没到国都 ，既

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于是将援军解散。军国大事，因为使者的一句气话受到耽误，宋国和鲁国之间由此产生了不愉快。

郑伯虽然在军事上取得局部胜利，但也感觉到树敌太多，穷于应付，于是考虑与近邻的陈国改善关系，并派了使者前往陈国表明心意。

按照郑伯的想法，陈国与郑国并没有什么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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