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考察《周易》价值的方法，然后运用这一方法全面考察了《周易》的原初意义与现代意义。作者认为，《周易》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关键性跃迁；《周易》的内容折射着当时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状况，记载着古代先民对于当时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特别关注与初步思考；《周易》的人生智慧和行为原则，反映着趋利避害和预见未来的价值取向；《周易》的思维方式汇集着当时的思维工具和认识方法，表达着最初的终极关怀和哲学意识。而《周易》所提供的始源性材料，有助于我们从根源性上来把握中华文化及其当代特点；易学史的演变与发展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周易》所表达的人生智慧和思维方式对于当今人类把握现实与面向未来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周易；中华文化；人生智慧；思维方式；当代意识
On the original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Zhouyi
OUYANG Kang１; MENG Xiao-kang２
(1.Central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2.Publishing House,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paper at first elaborated the method of examining the value of Zhouyi, and then took advantage of the method to give an overall investigation on Zhouyi's original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The author holds: the emergence of Zhouyi marked a key forward leap of the abstraction ability of Chinese nation; the contents of Zhouyi reflected the natural, social and humanistic circumstance at that time, recorded ancient sages' special concern and primary consideration on the complicated natural, social and life issues at that time; Zhouyi's wisdom for life and principles for action reflected its value orientation of tending towards advantage to avoid harm and towards future prediction; Zhouyi's thinking method gathered tools for thinking and methods for acknowledgement at that time,and indicated the ancient sages' primary ultimate concerns and philosophical consciousness. The original materials Zhouyi offered are helpful to us to maste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 from its root and origin;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I Ching learning supplied important materials of thought for us to grasp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life wisdom and thinking mode indicated by Zhouyi are significant and inspiring for modern human to face the reality and keep the future in view.
Key words: Zhouyi; Chinese culture; life wisdom; thinking mode; modern consciousness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典籍中的群经之首，六艺之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繁衍与持续发展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始源性影响，对于人类文化的当代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性作用。本文从原初性和现代性这两个方面考察《周易》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挂一漏万，不妥之处难免，诚请方家教正。
一、考察《周易》价值的方法论问题
全面把握《周易》的原初意义和现代意义，从方法论上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现代易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高度来把握易学、哲学以至人类文化发展史，追溯其历史源头
黑格尔曾经指出：“如果我们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1］（第7页）对哲学的研究是如此，对《周易》的研究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是《周易》与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呢？一方面，《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历史源头，为整个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历史的基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渊源。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学者对于《周易》的研究都为易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又以自己的方式将其加以丰富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理解了《周易》，把握了历代学者在自己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周易》的解说和诠释，理解了他们所赋予《周易》的特殊内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及其历史发展。另一方面，《易经》、《易传》等原初典籍的丰富内容又只有真正为现代易学所关注和吸收，以特定方式成为现代哲学与文化的内在构件和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得到肯定和提升，展示出自己的历史价值和积极功能。在人类的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相比之下，最初期的典籍及其思想内容是潜在的、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亦即尚未高度发展的，而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学说则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学说。但是，那些先起的学说并不会随着哲学与文化的发展而完全丧失其意义。“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只不过是这个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1］（第40-41页）但是，《周易》的丰富内容能否得到时代性的保存与提升，真正成为现代哲学与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又取决于现时代的研究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当代意识和思想高度。因此，只有真正立足于现代哲学和易学的高度来研究易学和易学史，才能使《周易》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在当代真正得到提升。
2．立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共性来把握《周易》的个性，透视其百科特点
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是所有历史文化研究所不可回避而且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重要源头之一，也是早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核之一，《周易》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其中的内在的逻辑主干之一。正是立足于《周易》的丰富内容尤其是思维方式，中华民族文化得到了全面而又丰富的发展，而《周易》的逻辑也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特别的展开和表达。但也应当看到，《周易》本身并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研究《周易》，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把握其局部，立足于共性来把握其个性，立足于历史来把握其逻辑。
要把握易学的共性与个性，必然产生出两种相关而又相异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立足历史、个性去把握逻辑、共性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立足逻辑、共性去把握历史、个性的研究方法。前者是我们所熟悉的易学理论研究方法，后者则是易学史研究方法。黑格尔在谈论哲学研究方法时曾经论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及相互关系。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1］（第40-41页）易学理论研究方法立足于而又力图超越于易学发展的历史与个性，舍弃历史上各个思想家和各种易学思想的个性差异和来源区别，“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而将其积极的成分作为一种构件、要素、成分而纳入到一种共时态的体系之中，按照理论的内在逻辑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易学体系。
易学史研究方法则正好相反：它依据于对易学发展最高水平的理解，立足于《周易》的共性和逻辑，去把握和探索各个思想家的个性特征及各时代易学研究所达到的阶段性水平。为此，它把共时态的现代易学理论系统分解为若干的基本方面、要素、构件，去考察它们各自的历史渊源及其历史演进，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由此确定出各个思想家、各种易学流派对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所做的独特贡献。对这种贡献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具体度量：或是开创了某些具有长久理论意义的易学和哲学论域；或是对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易学疑案做了自己的独到回答；或是对当时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层面上做了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完整的解释；或是在系统总结已有思想材料方面有集成之功；或是为后世探讨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火花；或是以己之鉴为后人提供了具有警训意义的启示，等等。
那么，如何去把握易学史的个性呢?关键是要在“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找出并把握每一个要素，这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小到每一个易学家，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心理气质的每一个特点，他的每一部书及其中的各种观点，他的各种思想的内在联系、矛盾冲突及其历史发展等——在传记史的水平上展开对于思想细节的微观研究。中到一定的哲学流派，它的历史渊源、产生过程、基本概念、主导原则、结构体系、代表人物、主要著述、内部纷争、外部冲突、历史演进、后世影响等——在学派史的水平上展开具有一定规模的中观研究。大到人类哲学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们是哲学思维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和发展链条，不仅统摄了一定的时代，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而且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现代哲学思维的基本构件。它们的产生、形成和演进，代表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水平，它们的变革和更替标志着并推动着人类哲学思维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
3．立足于《易经》、《易传》的本来含义来阐发其现代意义
如何全面揭示《周易》的意义？
从研究思路上看，主要可以借助两个方面的参照系统：一是以历史为参照，将其与前此的人类思维和文化形态相比，是否为人类思维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某些过去所没有的新东西，以及这种新东西的大小多少；二是以未来为参照，看其与后起的哲学相比，是否为人类哲学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基础、提供了新的推进因素。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不仅要看《周易》在历史上所达到的成就、所具有的本来意义，还要看其所包含的发展萌芽、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经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马克思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探索和揭示历史上《周易》的本来含义及其现代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根据对易学发展的现阶段的理解来反思历史上的易学，可以透视它们的范畴、理论对于它们自己那个时代并在那个时代之内所具有的充分的意义，也可以鉴别它们在何等程度上具有跨时代的普遍适用的意义，进而清理出哪些是应该克服而尚未被克服的东西，哪些是可以作为合理地处理现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启迪的源泉，并表露着现代哲学的征兆而应该发扬、发展，使之同现代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从而具有成熟形式和充分意义的东西。
《周易》所关注的问题，既有人们生活中的最直接和最广泛的现实问题，也涉及最根本和最抽象的原则问题。作为一种对于现实的生活智慧的提炼，《周易》以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广泛基础，直接地面对当时的具体事件和问题，有很强的具体性和针对性，因而对于当时的人们具有直接的现实的意义。也正因为这种意义是直接的和现实的，它们又有可能由于事过境迁、人员变换而失去其普遍意义。然而，正是在这些具体的事件和问题中，又包含着许多为各个地域和各种时代所共同面对的相似的事件和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提出，就不仅具有超地域性和超民族性，成为各地域各民族理性思维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而且具有超时代性和超历史性，成为各具体时代各历史阶段的理性思维的共同问题。而在对这些普遍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过程中，又必然地渗透着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原则，体现着当时的人们对于最普遍和最根本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些因素则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完全过时，从而具有某种超地域和超时代的意义，乃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人类文明和理论思维发展的总过程中，每个时代和历史阶段的人们都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性挑战。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本时代或历史阶段的独特性问题。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回答总是既受到时代性问题的影响，从而显现出时代精神对于哲学发展的影响，又对时代性问题的解答具有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显现出历史文化对现实社会思想和理论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一定时代的理论思维，既是对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之谜的时代性解答，又是对哲学发展中的现实形态的历史性建构。正是这种解答历史之谜与建构现代文化形态的活动，又孕育了一种新的可能，即提出超越历史时代的理论新问题，从而为人类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加宽厚的基础和更加强劲的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积极开展《周易》和易学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现代易学的历史依据，还有助于发现和揭示现代易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在客观揭示历史上《周易》的本来意蕴的基础上，揭示其以萌芽、征兆、端倪形式存在的发展因素，这对于促进人类思维的现代发展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是现代易学和哲学研究中应当充分具备的历史意识和应当自觉应用的历史方法。
二、《周易》的原初意义
对于《周易》的原初意义我们可以借助于不同参照系从以下方面来加以探讨。
1．《周易》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关键性跃迁
我们知道，抽象思维能力的发生和发展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为重要的主体性条件之一，又从一个侧面标志着人类理性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认识的原始发生尤其思维的原始发生过程的研究，人类思维及其逻辑的形成过程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即感知—运动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概念思维。（夏甄陶主编《认识发生论》，第六章“由客观的逻辑到思维的逻辑”，第五节“思维发生的阶段及其逻辑形态”）［3］感知—运动思维，又叫直观动作思维，按皮亚杰的叫法即“实践性智力”。这是人类思维的初始阶段，其特点是原始人只能通过尝试性的活动去开拓认识的视野，而他们所能凭借的认识工具或思维图式只能是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的感知运动图式。原始人只能通过已有的先天感知运动图式去对新的对象进行同化和顺应，而这种同化和顺应又离不开人们自身的活动，也就是在原始人与客体的直接相互作用中通过人的实际活动而进行的感知动作思维，或者说在感知运动图式基础上发生的实践性智力。具体—形象思维又叫做表象性思维，既以表象为基本单位和基本工具的思维。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表象取代直观动作充当思维的基本单位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表象的产生以信号性功能为前提；二是由活动格局变为思维的格局，以表象由个别的静态的再现性表象发展为预见性表象为基础。表象一方面是人类活动概括和简化的产物，是活动的观念化，表象的演化和发展反映了观念思维逻辑的深化；另一方面，表象作为外部活动的观念替代物，其功能又是人的物质活动的观念图式，是人的活动和动作系统不可缺少的形成因素。可以说，表象作为外部活动的构成因素是表象思维的发展机制之一。表象思维同语言符号(主要是声音符号和图像符号)的结合，促使了由非语言的表象思维向有语言的表象思维的过渡，为表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概念思维奠定了基础。抽象—概念思维，又叫符号—形式思维，是以概念为基本单位和基本工具的思维，它是在表象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是对于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的概括。概念思维的形成依赖于人的概括能力的发展。概括就是异中求同，在观念中把对象和对象的属性区别开来，舍弃差别，抓住同一，在区别中看到同一，在此基础上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概念就是对这种本质和普遍属性的反映和记载。通过概念，人们把一定的具体对象归结为另一已知的对象，达到对于对象的类别归并。由于一定的概念总是代表一定的事物，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做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思维可以通过对概念的操作而在不改变对象的现实存在状态的前提下达到对于对象的概念把握。概念的产生和运用，使思维可以在脱离对象甚至远离对象的前提下在观念中对对象加以分解、组合，从事思维操作，这就是抽象的符号思维。符号化的概念思维是文明思维的重要特征。当概念的抽象层次和程度达到相当高的哲理水平时，便形成了哲学思维。哲学思维是一种具有最大抽象性和最高概括性的概念思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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