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设和起居

　　１．室内陈设

　　南北朝以前没有桌椅凳，而是坐在地上。坐时在地上铺张席子，所以说“席地而坐”。睡觉也在席子上面，所以又有“寝不安席”、“择席之病”的说法。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上宾）。既献（主敬客酒），臧孙命北面（面向北的位置）重席．新樽絮（洁）之；召悼子（季氏将立为嫡子者），降（下堂）逆之，大夫皆起。”此处为悼子设重席，就是要为他设特别的坐位，突出他的重要。对于君侯贵族来说只铺一张席子就算俭朴的了。《左传·哀公元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世说新语·德行》：“王恭从会稽还，王大（名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diàn，电。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草垫子）上。”但是贫苦人，包括下级士卒却是没有席子的。《史记·孙子列传》：“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不设席是同甘苦的内容之一，可见士卒之最下者行军打仗就睡在地上。
　　竹席最初叫箦（zé，责）。《礼记·檀弓上》写曾子病重，“童子曰：‘华而睕（wǎn，晚。上漆），大夫之箦与？’”意思是曾子临死睡这样华美的竹席是违背礼的。《史记·范睢列传》：“睢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这和后代以席裹卷尸体草草埋葬是一样的。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后至，左右灭葭而席（拨倒芦苇权且当席）。公不说，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指随行的大臣）莫席，而子独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臣闻介胄坐陈（阵）不席，狱讼不席，尸在堂上不席（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这句是说在丧事期间不席）。三者皆忧也。故不敢以忧侍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贵族们说来，铺席才是正常的，该铺席而不铺则是非礼的。
　　下面就是晏婴所说的“不席”的几种情况。
　　《左传·文公十二年》：“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坐甲，即把甲放在地上坐。这是“坐陈不席”。《左传·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二人是周王卿士）争政……王叔之宰（家臣）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打官司）于王庭，士匄（晋大夫）听之。”坐于周王庭中，也是没有席的。这是“狱讼不席”。《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于是曒（jiào叫。哭的声音）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墙垣），以幦（mì，密。车轼上的覆盖物）为席，以鞍为几，以遇礼（诸侯相遇之礼）相见。”鲁昭公此时被逐流亡到齐，虽非“尸在堂”，但也是“忧”事。所以不设席；但诸侯相见于路不应直接坐在地上。于是以带为席。办法折中，两全其美。
　　古代还在堂上室内设帷幕。帷与幕有别。《说文》：“在旁曰帷”，“帷在上曰幕”。上文提到《左传·宣公七年》所载齐顷公“帷妇人”以观郤克事，即于房室中张帷。堂上也可以张帷，但最初一般是丧礼的需要。《仪礼·士丧礼》：“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阶，奠于尸东，帷堂。”这是对士刚刚死去时的规定．这时死者尚未穿衣（寿衣），用帷遮住，准备迎接宾客的吊唁。《左传·文公十五年》：“［鲁大夫公孙敖卒］声己（公孙敖之妻）不视，帷堂而哭。”《礼记·檀弓下》说到这件事时说：“帷殡（停柩），非古也，自敬姜（即声己）之哭穆伯始也。”据说声己怨恨丈夫抛掉自己而与莒国之女结合，因此穆伯已经人敛应该撤帷了，声己还隔帷而哭，意思是不想看到穆伯。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并非全按“礼”行事，如果需要，堂上也随时可以施帷。《吕氏春秋·首时》：“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事）也。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见其衣若（与）手，请因说之。’王子许。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拍）其手而与之坐。”《史记·范睢列传》：“［须贾］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睢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范睢帷帐也应该是设在堂上的。
　　古代室内设几。几为长方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或小茶几。但作用却与炕桌等不同，主要是为坐时凭倚以稍休息。《诗经·大雅·公列》：“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意思是让人给宾客铺设好席、几，客人们登上了筵席，靠在几上。
　　古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倚几的。《左传·昭公五年》：“［圣王］设机（同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这本是说诸侯间相聘问时应该“正襟危坐”，否则就不“礼”。其实平时亲友相见也是一样的，对客坐而倚几，是一种不严肃、懒散的表现，因而也为礼所不许。《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齐宣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倚）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恭敬）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身体像散了架子）似丧其耦（同偶）。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南郭子綦此时是把主客观都忘掉了，而其形体与懒散无异，所以隐几。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隐几则是理所当然的。《礼记·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帝王赐人以几则表示敬老。《陈书·王冲传》：“文帝即位，益加尊重［王冲］。［冲］尝从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赐以几。其见重如此。”但从三国时代起，桌案之类开始多起来，几已不多见。《三国志·毛蚧传》：“初，太祖（曹操）平聊城，班（同颁，分赏）所获品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倚）几赐蚧，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即称古，说明非当时通行之物。
　　古代室内有床，但与现代的床不同，较矮，较小，主要是供人坐的。《史记·郦生列传》：“郦生至。人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但床偶尔也当卧具，特别是不在房子里住宿时。《左传·宣公十五年》：“宋人惧，使华元（宋大夫）夜人楚师，登子反（楚帅）之床，起之。”既是“起之”，可知原先是卧于床的。大约到南北朝时期床即已是坐卧两用了。《世说新语·德行》：“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见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这是“坐床”。又：“［王］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阍（同暗）斫之。”这是“卧床”。《南齐书·褚渊传》：“有一伧父（等于说穷老头）冷病积年，重茵累褥，床下设炉火，犹不差（指冷觉稍缓）。”上有褥，下有火，可见也是卧具。又《王玄载传》：“世祖时在大床寝，［王］瞻谓豫章王曰：‘帐中物（指齐世祖）亦复随人起兴。’世祖衔（心中恼恨）之，未尝形色。”床而大，并支帐，这已经是寝卧专用的床了。
　　从东汉末年起出现了一种“胡床”，大约是北方游牧民族为迁徙方便而创制的，中原地区在民族交往中引进，因为跟中原所习用的床有同有异，所以加胡字以示区别。胡床的床面系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可以折起，类似今天的马扎，所以又称绳床、校（交）椅。《世说新语·容止》：“俄而［庾亮］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指咏诗）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因为胡床轻巧便于搬动，所以常常移至室外使用。后来的木质交椅、今之折叠椅、凳，即由胡床发展而来。
　　古书上还常提到榻。榻跟床差不多，可坐，可卧。《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即箕踞。详下），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这是“坐榻”。由此也可知在床或榻上坐时与席地而坐一样，还是“跪坐”。《三国志·简雍传》：“［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刘备）坐席犹箕踞（一种不严肃的坐法，详下）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自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这是以榻为卧具。

　　２．起居习惯

　　我们曾经多次谈到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坐的姿势又是怎样的呢？
　　古人坐时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现在朝鲜、日本还保留着这种坐法。因膝盖着地（或坐具），所以管宁的木榻“当膝处皆穿”。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长跪，又叫跽（jì，记）。这是将要站起身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史记·项羽本纪》：“［樊］哙遂人，披帷西乡（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zì，字。眼眶）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樊哙突然闯进而又怒容满面，使得项羽一惊，“按剑”与“跽”是同时产生的下意识准备起身自卫的动作。又《范睢列传》：“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又《孟尝君列传》：“秦王跽而问之（冯獾）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这都是为要请教对方、对对方表示敬意而跽。跽之所以又叫长跪，是因为上身耸起，身子便长了。《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yí，夷。桥）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同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已经）为取履，因长跪履之。”张良的表现是好的，不仅“履之”，而且“长跪”，所以老人说“孺子可教”，并把《太公兵书》传给他。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这个长跪，则是妻子怀念久征在外的丈夫，一旦丈夫来信，不禁惊喜得直起了身。有时，古书中并没有明言怎么坐着，但从人物的动作中还是可以体会得出他的姿势的。例如《论语·先进》写孔子向弟子们询问其各自的志向，当问到曾皙（字点）时，“鼓瑟希（稀），铿尔，舍瑟而作”。要鼓瑟，必须“坐”；瑟本来倚在大腿上（如朝鲜弹奏古琴犹如是），舍瑟，瑟落，所以“铿尔”有声；舍瑟是为了“作”，作即起，也就是长跪，这是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所必须的。
　　古人还有一种“不规矩”的坐法，叫箕踞，或单称箕或踞。其姿势为两腿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有他人在而箕踞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荆轲先被秦王（即秦始皇）“断其左股”而“废”（站不起来），然后又身“被八创”，“箕踞”是他就势而坐的结果，而其效果则是对对方的轻蔑。刘邦经常箕踞骂人，却是有意如此。《礼记·曲礼上》规定：“坐毋箕。”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风俗和习惯的。《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等于说休了她）。’母曰：‘何也？’曰：‘踞。’”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坐的姿势正确与否的严重性。但是如果不是有意凌人傲物，那么箕踞就是不拘小节的表现。《世说新语·任诞》：“卫君长（卫永）为温公（名峤）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处）亦尔。”在礼教甚严的时代，这二人的行为实际上带有一点反抗性，在一定的场合还会受到称赞。
　　坐在席上也还有些讲究。《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坐不中席。”据说一张席子，独坐时以中为尊，既为人子，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又：“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一张席子只能坐四人，四人中的尊者应居席端（合坐以端为上），多了一个人，不能尊卑挤在一起，于是请其中的尊者到另一张席上去独坐（当然，坐时要居中）。
　　已经坐在席上，如果有尊者进来或离席走到跟前来，就用“避席”的办法自表谦卑，而且要伏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避席伏即离开席子在地面上伏，膝席则原地不动以膝着地，也就是长跪，虽然也是表示敬重，但其程度差多了，所以引得魏其侯的好友灌夫恼怒。避席又叫违席。《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晏子违席而对曰：‘……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同背）其托（指其妻托身于晏婴）乎？’再拜而辞。”
　　席子在室堂中要放正，即席的四边要与室堂的边、壁平行。《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废朝移时。”直席也就是正席，表示心情的郑重严肃。
　　尊者在堂则卑者在庭。宾客是受尊重的，所以凡以宾主之礼相待的上堂，而宾客的从者也须站在庭中。《韩诗外传》卷五：“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轮扁是匠人，自然不得升堂。《左传·宣公二年》：“晋侯（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提弥明“登”而后扶走赵盾，因为
开始他是按礼的要求站在堂下的；他“趋”而登，是合乎礼的（参见第四编）；搀走赵盾的借口也是臣侍君宴的礼。提弥明在这一瞬间的活动，只有擅自登堂不合乎礼，但这是应付突然事变的需要。又《成公三年》：“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晋大夫），韩厥曰：‘君知（指认识）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既言“登”，则本在下。无君命而登，这是越礼的。这是因为在前一年的鞌之战中韩厥差点亲手俘虏了齐侯，他在这里说的话已是胜利者的姿态，是有意对齐侯不敬。前面曾经提到毛遂跟着赵国公子平原君赴楚签订纵约的事，在毛遂“按剑历阶而上”后，楚王曾叱道：“胡（何）不下！吾乃与而（你）君言，汝何为者也！”这也是因为毛遂不该登堂。即使不是君臣、上下的关系，在堂上与堂下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奧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这是就几个人同一张席上而言的，但与上述的室内摆席的尊卑次第相合。《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坐法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位次图：“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张良西乡侍。”这个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其排列方法一如室内。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一词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樊哙后来进入帷帐，因为他只是个车右，所以连个座位也没有，只能随着张良在最卑的位置，而且站着，给他酒，也只能“立而饮之”。在这个席面上项伯最不好安排。他是项羽的叔叔，在家里他尊，在军中则侄儿尊，只好稍加权变，与项羽同坐东向。按照上述的“席东乡西乡南方为上”的原则，此时项羽应该坐在那张席的右端，也就是奥之所在，项伯坐在左端，也就是靠近范增的位置。
　　我们试按照“鸿门宴”的位次去验之文献，都是相符的。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缘故）桡（曲，指不守规矩）。”看来田蚡对其兄长的胸怀还不如项羽。又《南越列传》：“［南越］王、王太后亦恐［吕］嘉（南越国相）等先事发（指叛乱），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向，太后南乡，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这是把最尊的位置给了汉使，让一向独持国柄的吕嘉坐在卑位，多少带点羞辱的意思。又《淮阴侯列阵》：“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同麾）下者，［韩］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与此相反，《绛侯周勃列传》：“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游说之士），东乡坐而责之：‘趣（同促。等于说快点）为我语！’”则周勃是以长者、尊者、教训者自居了。
　　古人所立的一些规矩，一经被儒家吸收并被写进经典，便都神秘化了。其实如果联系古人生活的环境、条件来考察，其中不少都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是合理的。例《礼记·曲礼上》规定：“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上堂之前必先扬声者，是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如果有人在私语，可以不被碰见。户外有二屦言闻乃人，道理是一样的，听得到室内的谈话声，说明室内二人没有谈机密事，便可以进去，否则便有窃听之嫌，弄得双方尴尬。屦不上堂也是对的。孔颖达正义：“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故脱于阶下，不著上堂；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著屦上堂，而不得入室。”其实屦不上堂、人室，并不在于鞋的高贵与卑贱。鞋上带着泥土，会使堂室地面不洁，人们席地而坐，衣服也会弄脏；再说堂上室内坐着许多人，身边放着一堆鞋，总是不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起居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这个规矩一直被严格遵守。在第一编中我们曾经提到《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载的刘邦特准萧何“带剑、履上殿”事，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穿鞋上殿堂的。这种特赐的条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如《资治通鉴》一八五：“春，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向皇帝行礼时不自称名）。”这同样也说明直至隋唐大臣上殿还是要脱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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