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信仰中,除了河流之外,海、湖、泉、井等水域也各有水神主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海神。在我国古人的地理观念中,大地是方的,四周是海,自己就生活在大地的中央,称四周的海为“四海”。《山海经》中“四海”各有海神主宰,都是“人面鸟身”,“珥两蛇”,“践两蛇”。袁珂认为此类海神与海中大鱼——鲸有一定关联,可备一说。四海之神汉代以后被人神化,如河伯一样,都有自己的名字,总称四海神君。龙王信仰兴起后,四海之神又称为四海龙王,《西游记》中描述的四海龙王,是带有动物特征的人神形象。但从总体上看,汉民族是一个内陆民族,其文明的发祥及发展地区是黄河、长江流域,除荒僻的沿海地区外,海与人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对海神的崇拜远不如对河流神。秦汉时代,由于受方士海中仙山之说的影响,人们幻想出种种海神,有些甚至列入国家祀典,但祭祀并不隆重。唐宋以后,随着海上运输,贸易、捕鱼、晒盐等行业的发达,海上风波的凶险直接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相关,因而对海神的祭祀也就日渐隆重。不仅朝廷屡屡加封象征性的四海之神,各地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保护某一海域的海神,如天妃、潮州海神、盐官州海神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福建、广东、台湾等地奉祀的天妃。天妃,也称天后娘娘,闽、广、台民间一般称妈祖。天妃信仰大约兴起于宋代,但关于天妃的来历、身世,说法不一。根据宋代洪迈《夷坚志》记载,该神南宋时已成为福建泉州地区的海上保护神,且先后受封为夫人、妃。元代重视海运,该神事迹在闽、广、台地区的民间广为流传,被封为天妃。明清时代,又先后受封为碧霞元君、天后。由于历朝的崇祀,天妃信仰遍及沿海地区,而且伴随着对外贸易和华侨的足迹,影响远及南洋等地。台湾民间至今仍保持着对妈祖神的奉祀。即便在内地的江河码头,也常常建有天后宫。天津东门外就有一座天后宫(也称娘娘庙),始建于元代,解放前几乎每年三月二十三(天后生日),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皇会”(初称娘娘会),祭祀天后娘娘。明清以后,天妃已不仅仅是一位海上保护神,而且还是具有赐财、赐子、赐福、消灾等多种社会职能的综合神。在民间信仰中,天妃实际已与泰山娘娘等女神混同,一起供奉于娘娘庙中。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江、河、湖、海等水域各有自己传统的神主宰,但龙王信仰兴起之后,这些神就为龙王所取代,影响逐渐缩小。龙王占据了江、河、湖、海等水域,成为水神的主要象征。龙是汉民族创造的“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但它的原型是生物界现实存在的蜥蜴、大蛇、大蛟等爬行类动物。这类动物有个特点,它们往往在下雨前出来活动,经过长期观察,原始人类就把它们与雨这种“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淮南子》记载民间有“土龙致雨”的迷信,陈梦家先生认为也是“象应龙之形以求雨”。应龙的原型,据陈先生考证,实际是爬行类动物泥鳅。但在神话传说中,应龙被人格化,后来成为主水旱之神,又转化为龙王。宋代有一种求雨法,叫“蜥蜴求雨法”,把几十条蜥蜴放在瓮里,口中念咒语:“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令滂沱,令汝归去,雨足。”这显然是相信蜥蜴有致雨之功能。暴风雨之前,天空往往阴云密布,雷电交加。闪电的形状很象弯曲的爬行类动物,联系爬行类动物在雨前活动这一现象,古人就想象是龙升天致雨。民间传说中龙升夭都伴随着雷声,就是有力的证明。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了吴越地区民间的龙升天行雨的信仰:吴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不知其何据。前此夏雨时,行雨之所及必广。自分龙后,则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间,每雷起云族,忽然而作,类不过移时,谓之过云雨,虽二、三里亦不同。或浓云中见若尾坠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谓之龙挂。……屋庐林木之间,时而震击而出,往往有隙冗见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龙之懒而匿藏者也。佛书多言龙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很早就认为龙与雨密切相关,但佛经中也有十大龙王兴云降雨的神话。唐宋以后,历代帝王屡屡加封龙王,对民间信仰更是推波助澜。龙王本来没有守土之责,但道教汲取了佛教及民间龙王传说,又塑造出带有区域分别的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此说对民间影响很深,以致有水之处,无论江河湖海,渊潭塘井,都有龙王驻守,掌管该地的水旱丰歉。于是龙王庙遍及全国各地,与城隍庙、土地庙一样,成为民间常见的庙宇。旧时每当久旱不雨时,民间往往向龙王爷祈雨,龙王信仰几乎取代了原有的雨神、水神信仰。三、动植物神与灵物崇拜日、月、星辰、山、川、湖、海等作为大自然的象征,无疑是原始人类自然崇拜的重要对象。但这些崇拜对象在原始人类眼里,又是一种远离自己的存在,所以对它们的崇拜主要是敬畏,而不是亲近。在自然界中,更让原始人类感到真切实在的,是存在于自己周围的动物、植物等千奇百怪的自然物。原始人类依赖这些自然物提供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但又畏惧它们那些神秘的自然属性。为了让周围的自然物顺从自己的意志,原始人类就赋予了它们人格化的“灵”,希望通过对万物之“灵”的祭祀,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产生了动植物神与灵物崇拜。在原始社会,动物、植物等自然物有些还被当作部族的图腾,成为附着祖灵的神化物,受到崇拜。原始社会之后,图腾崇拜制度虽然消失了,但图腾物崇拜作为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被继承下来,成为民间自然神信仰的组成部分。在诸自然物中,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密切的。人类自诞生以后,就与动物为伴,动物是早期人类主要的食物来源,人们依赖动物,希望它们能多多繁殖,并容易为人猎取。但动物对早期人类来讲又代表了一种异己力量,凶禽猛兽对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令人望而生畏。动物的某些人所不具备的本领,却又使人类羡慕。而动物与人相似的生理、心理机制,人们又常常认为是有意志的体现。这样,动物崇拜现象的产生就是很自然的了。人类早期的动物崇拜可能是直接乞求生长繁殖,而没有统一的神灵。近年各地陆续发现的一些原始社会留下的岩画中,动物神的偶像都是画某个具体动物,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人们发现,任何动物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或具有这方面的能力,或具有那方面的能力。于是人们就设想把动物的各种能力结合到一起,再加上人的能力,塑造出一种威力无比的复合型怪物,作为动物神。《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怪物,或“鸟身而龙首”,或“龙身人面”,或“人面马身”,不一而足。这类动物神具有了一些人格化的成分,往往被原始部族奉为保护神,成为一种抽象的图腾。后世民间广泛崇祀的西王母,其原形实际就是这样一个动物神。《山海经》中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朱芳圃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西王母犹言西方神貘”,《山海经》所记的西王母是貘族的图腾。西王母的形象大约在汉代彻底人格化,先是皓齿白发的老妪,后又成了容颜绝世的“灵人”。道教吸收有关西王母信仰,将西王母奉为女仙之首。进而在民间信仰中,西王母具有了禳灾、增福、增寿、增禄、保佑婴儿等社会职能,受到广泛的崇拜。古代的“四灵”信仰,也是源于原始的动物神崇拜。所谓“四灵”,《礼记•礼运》说:“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狨。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四灵”之中,龙、凤、麟都是虚拟的复合型怪物,龟虽是实在的动物,但它以其生命长久的自然属性,而被原始人类赋予了预知吉凶祸福的神性。“四灵”很可能是原始社会几个主要部族的图腾,图腾制度衰落之后,“四灵”只保留了部分动物畜养的保护神职能。“四灵”都是世间“罕见”的灵物,因而自先秦时代起,就被视为祥瑞。西汉时代,以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天地构成体系建立起来,“四灵”又与“四方”观念相结合,称为“四方神兽”,即东方苍龙、南方朱雀(或称朱鸟)、西方白虎、北方玄武。但“麟”已被“白虎”代替(也有作“西方麒麟”的),“玄武”除了龟之外,还增加了蛇的形象。四方神兽观念后为佛教、道教所吸收,在古代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动物崇拜有了较大的转变,动物的自然属性已不再是崇拜的主要内容,早期崇拜的一些动物神影响渐小,最后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对家畜、耕畜守护神的崇拜,这些守护神多已人格化,有些就是由具体的历史人物充任。在农耕社会中,牛马是主要的耕畜,马还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为了让牛马大量繁殖,不受瘟疫之灾,古人就奉祀牛王、马王,作为牛、马的守护神。牛神祭祀,据记载,始自秦立怒特祠,实际上恐怕要远在此时以前。但作为统一的耕牛保护神的牛王,最早是见于宋代记载,当时奉祀的牛王,牛首人身,可见仍保留有动物特征。近代牛王神像,也有画一神化之牛者。另外宋代以后,又有把孔子门生冉伯牛作为牛王奉祀的。冉伯牛因为名耕字伯牛,便被奉为牛王,而且牛王庙中往往画百牛于壁,以符合“伯牛”之义。由此可见民间崇拜的动物神,在人神化过程中牵强附会的状况。马神的祭祀,起源也相当早。《周礼》中记载的马神祭祀已非常隆重,“周制以四时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诸神”。以后历代沿袭马神之祀,并列入国家祀典。民间称马神为马王、马明王,每年仲夏奉祀,其中武人及有车马者奉祀尤勤。过去城市中多有马王庙或马神庙,庙中供奉的马王四臂三目,俗语“马王爷三只眼”,即指此神。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男耕女织”是主要的生产形式,种桑养蚕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养蚕需要较高的技术,蚕能否成活,顺利结茧,古人往往无法控制。于是古人就将养蚕这一生产过程神秘化,立下了许许多多的禁忌,并创造了蚕神。自商周以至明清,蚕神均列入国家祀典,而民间的奉祀更为虔诚。早期的蚕神形象,现存古籍没有记载。汉代以后,历代王朝皆祀先蚕为蚕神,先蚕意即开始养蚕之人。汉代奉祀的先蚕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北齐改祀黄帝。北周又改祀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元妃西陵氏,即嫘祖。以后各代都奉西陵氏为先蚕,民间也多有祭祀她的。但民间主要奉祀的蚕神是马头娘,此外还有青衣神等。马头娘信仰可能起源于蜀地,相传原是一民女,被马皮裹身,悬于大树间,遂化为蚕。此故事见于《搜神记》卷十四,魏晋以后在蜀地民间广为流传,民众据此塑造了蚕神形象。唐《乖异集》载:“蜀中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谓马头娘,以祈蚕。”(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四)马头娘信仰后为道教利用,封她为九宫仙嫔,各地道观往往塑她的像。在动物崇拜中,近代北方民间广泛流行的“四大门”信仰是颇具神秘性的。“四大门”,又称“四大家”,是对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四种动物崇拜的总称。民间给这四种动物冠以人的姓氏:称狐狸为“胡门”,黄鼠狼为“黄门”,刺猬为“白门”,蛇为“常门”或“柳门”,合称“胡、黄、白、常四大门”。有些地方把老鼠(“灰门”)也加进去,称“五大门”。人们认为这四种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如果时常烧香供拜,它们就会保佑家宅平安,诸事顺遂,五谷丰登;如果冒犯了它们,就会招来灾祸。人们崇拜这四种小动物,似乎有点不可理解,实际上仍是起源于自然崇拜。这四种动物长期与人类为邻,潜居墓地、废墟等隐蔽地,行迹神秘,具有机警、狡黠的习性。这就带给人们一种神秘感,甚至是一种畏惧感,加上一些民间传说的附会,就形成了对这四种动物的崇拜。“四大门”中,狐仙信仰在民间最为流行,而且起源很早。汉魏时代,狐仙多称“阿紫”,且是女性。三国魏文帝《列异传》中已有“狸髠千人得为神”的记载,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也说:“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在志怪小说中,关于狐仙的故事传说占有大量的篇幅。到了近代,北方民间的狐仙信仰更为盛行,许多人家供奉狐仙,就连北京故宫内也供狐仙护卫宫庭。“四大门”信仰在近代实际转化成了一种巫教信仰,巫婆、神汉(称“香头”)伪称四大家附身,接受众人卜问,医治疾病,除祟解禳,指示吉凶,解释疑难。而供奉的四大家也都是人形塑像,或官服贵人,或布衣平民,尊称“老爷子”或“姑奶奶”。由此可见,人们崇拜的已不再是四种动物的自然属性,而是把它们作为巫教的神来崇拜。植物虽然没有动物那样的“灵性”,但它们为人所依赖的经济价值,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以及某些神秘的自然属性,也引起了早期人类的崇拜。《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具有“食之不饥”、“食之不劳”、“服之不忧”、“佩之不迷”等功能的神奇植物,很显然人们是相信这些植物具有某种神性或神力,甚或就是由人神化成的。如“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中经七经》)但早期人类的植物崇拜,基本还是自然属性崇拜,植物的所谓“神性”、“神力”,只不过是植物自然属性的夸大而已。在原始社会,有些植物还被当作部族图腾,成为附着着祖先之灵的神化物,受到崇拜。后世“植物生人”的神话传说即起源于此。自然宗教发展到人为宗教之后,人们对植物的自然崇拜逐渐消失,植物主要是作为附着着神性的灵物而受到崇拜的。如许多地方民间存在着大树崇拜,不管什么树,只要树大、树龄长,百姓都把它当作神木,不但不敢去碰它,还要向它烧香、献祭。人们甚至将植物拟人化。《搜神记》卷六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但总的来说,民间植物崇拜往往只限于神怪传奇,没有形成统一的、有影响的专门神。民间对所崇拜的植物,很少进行祭祀活动,而主要是通过一些禁忌表示崇拜,如禁忌折伤和砍伐等。在民间崇拜的植物中,桃树等具有驱鬼辟邪的功能,往往用于巫术活动。在农耕社会里,农作物是最重要的植物,因而最受崇拜,并形成了自己的专门神。农耕社会之初,几乎每一种农作物都有自己的神灵,执掌年成丰歉,但不久之后,稷神被奉为农作物的代表神。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据考证,稷(粟)可能是我国北方最早栽培的农作物,稷神的产生也要早于黍、稻、麦、菽等农作物的神灵。所以当农作物诸神综合为一神时,稷神就成为必然的出任者。《风俗通义•祀典》曰:“稷者,五谷之长。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自然宗教发展到人化宗教之后,稷神也逐渐人神化。首先是某些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者被奉为稷神,称后稷,进而一些为农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神话人物也被奉为稷神。《左传》记载了两个稷神:一个是周先祖弃,一个是烈山氏之子柱。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活动,稷神和社神(土地神)作为农业神,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受到隆重的祭祀,社稷成了国家的代名词。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湖海、动植物等都是自然界的象征,代表着伟大的自然力。在人类处于认识自然能力低下的时代,人们崇拜它们,将它们神化,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另外一些自然物,那些好象没有“意志力”体现,对人类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自然物,却也受到了古代民间的崇拜,似乎有点不可理解。实际上这是人类早期“神秘存在”信仰的遗存,是一种灵物崇拜。灵物崇拜的对象虽然是自然物,但它不是崇拜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认为崇拜对象身上附有神灵,代表着它本身的自然形体所不具备的某种神奇力量。如我国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有崇拜石头的遗俗,某些巨石或奇形异状的石头被认为是神的栖居地,而受到崇拜。据宋兆麟先生调查,在四川冲天河附近,过去就有人崇拜一天然的钟乳石柱。因为该钟乳石柱的外形象男性生殖器,所以当地人认为它具有生殖神的职能,称它为“久木鲁”,即石祖。妇女不育就到石祖前叩拜,喝石祖附近的水,希望受胎。汉族某些地区民间在屋前屋后放置一块片石,上刻“石敢当”字样,用以镇邪,实际上也是一种灵物崇拜。古人不但崇拜自然“灵物”,而且还崇拜某些人工制造物。东汉纬书中,就记载有弓、盾、斧、矛之神;而民间有关日常生活用具的灵怪传说,更是不一而足。灵物崇拜也可以说是泛灵崇拜,其崇拜内容、崇拜方式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被奉为“灵物”的自然物,仅仅是作为神灵的寄居之所,本身并未发展成人格化的专门神。古代民间流传着大量的志怪故事,内容多为人妖物魅,足见灵物崇拜与鬼魂崇拜一样,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