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马克思、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集》的前言里阐述了他以其整个学术生涯说探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这个问题同样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所要探讨的；“直到17世纪左右，中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在近代是西方，而不是东方取得了现代科学的突破？”美国人列文森则这样认为；“从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看，中国思想中是缺乏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的，相反，他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即在自身之外不存在绝对不可兼容的他者，不同文明即使存在冲突，也是可以整合的”。此列文森俨然已是道统先生了，前二者也是钻入儒术里面问究竟。
至于什么是“中国文化”呢？最早的“汉字文化”内涵是什么呢？俨然俨然已经没有人有兴趣去寻求了，却也不能以偏盖全的，外国人的这些话中，古代中国的位置在焦虑不安和尴尬不已中依然难以找到，以此，中国学术如同罪人般，儒化已从不会谦逊，更不知道内省，我们高贵的精英们依旧还在熨斗着。
老子曰；“大象无形，无有入无间”，而“时光之箭在覆盖着人类社会组织中价值与欲望同步增长的历程，即进步的历程。历史由不同进程组合而成，每一进程从前一进程中产生，比前一进程进步，又为自己后一阶段作铺垫”。
老子曰；“大象无形，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以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这大概就是老人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气”。而先秦诸子，就是“易经”经历了“时间”这个历程的产物。在时光之箭覆盖下，汉文化不断的在进步中，文明的进步催生出对于“乾坤、天地、自然”不断的重新思考认识，这是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汉文化抛弃“八卦、筮卜”的历程。或如老子曰；“余食赘形，故有道者不处”，也其实即是“进步的历程”，而“易经”则算准的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细细品位，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声音；“古希腊算什么呢？因为这些文字是比他要早2000年的“易经”中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并且“易经”有如今日宪法一样，在汉文化形成的漫长岁月里担当着核心作用”。
有鉴于中国学术的集体性迷茫、麻木、堕落，我称之为儒术非学术。对于儒术传统中国文化，我是没有了任何的，哪怕一丝一毫的，丁点的信心，他是让一个国家，让这个国家里的人，每一个人心灵枯萎的学问，他是在枯萎每一个人的头脑思维的学问。司马迁云；“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我屠夫也，亦不敢让。
《易、系辞传》云；“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段话，不仅将汉字起首交代的清清楚楚，同时亦是明示汉字的态度，即使用文字是表达传递“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观鸟兽之文”则表示发明“八卦”之前已有象形文字出现并流传，此于其后《易、系辞传》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亦相符合。我以韩非《五蠹》之“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解析，韩非者是战国晚期时人，其撰文将公元前二千二三百年间断为“中古之世”，《易、系辞传》则形成于公元前二千二三百年间舜时，《易、系辞传》中的“上古结绳而治”，以舜之时又作何判断呢？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个“后世圣人”其年代又该如何判定呢？《易、系辞传》给予了我们这样的依据；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以佃以渔”是说猎兽捕鱼，而“盖取诸《离》”之“离卦”则这样说；“《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意思为；离是附丽的意思。日月附丽于天空之中，百谷草木附丽在土地之上，附丽于日月上下光明才合乎正道，才可以教化天下，促成天下昌盛。柔顺者附丽于中正之道，因此是亨通顺利，所以畜养母牛吉祥。此卦《彖》是对离卦[本经]；“离；利贞。亨。畜牝牛吉”作出的解释，以此对于“本经”的加注行为，亦断定卦《彖》完成于舜时，而[本经]“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则应是伏羲氏时“于是始作八卦”所作，为的就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取诸《离》”也是舜时给予伏羲氏所处时代的断代，也即是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历程之中。“离卦德云；柔顺附丽离火艳”，很是一派初民时期狩猎采集回来后，夜晚在篝火边晚会聚餐时的场景，而“离卦德”又是似乎更往后来的添加文字，以字义看其也在周以前所留，“离卦”之“畜牝牛吉”，不仅含有游牧之意，而且表明已经开始在畜养繁殖动物。韩非《五蠹》云；“上古竞於道德”，其概指的就是这个时代，其所谓道德；“阴阳、八卦，易经，《老子》也”，“八卦”为源头，所以他说；“上古竞於道德”。《管子、轻重戊》曰；“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战国、赵策》曰；“宓羲、神农教而不诛”。《庄子、盗跖篇》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其中“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我们又能够判定神农之世还没有进入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而家庭的出现则为私有制度的起源，也是难怪庄子仰慕于神农之世，盖其时无私也，但不符合文明的进步。如此看来，伏羲氏时期的年代该如何判定呢？
《易、系辞传》云；“包犠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此段是说中国农业社会之开始，所以说是神农氏。“益卦本经；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则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等，卦《彖》只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比见有专言农事，或者说是神农之称谓已代之，或者如卦经、彖所曰，已经进入了较成熟的农业社会，并且卦经、彖告诉我们神农氏时，正是在发展壮大，四处扩散之时，其行为举止亦应如卦彖中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也”。《开山图》曰；“仇夷山，四绝孤立，大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仇池山在今甘肃成县。荣氏《注》云；“伏羲生成纪，是今甘肃秦安，后来徙治陈仓，即今陕西宝鸡，以此看，伏羲氏部族是起于甘肃，后来迁徙到了陕西境内，并一直在那里发展。《礼记、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月农，能殖百谷”。《国语、鲁语》作烈山氏。《郑注》则云；“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韦注》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烈山之地即后世之赖国，地在今湖北随县，其地处长江以北，地理环境亦相符合上古自西向东的文明散播路径。
《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曲阜”，此是司马迁沿袭丘之诸儒说，褚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涉江”即是过长江也，我疑炎帝者即是蚩尤，是神农氏末期之部族之长，以神农氏兴起于江北之随县，“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过江发展到了后来楚地今湖南也合情理，炎帝或蚩尤应该是神农氏没时在荆湘之地部族之长。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其中“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及“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又及“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此于《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而无有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事。《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云；“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伐战涿鹿之野”。以此炎帝、蚩尤应实为同一人，阪泉、涿鹿也应为一件事情，司马迁曰；“三战，然后得其志”，则说明非是一战而定胜负。我以司马迁于此故作条理不清之文，及其曰；“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表示出他对于汉初所见到儒家之传载确实与否是深深怀疑，盖因年代久远，口耳相传之混杂，故设疑留问之于后世也，只是他尚且不能清晰，后来还是有谁人用心思去明晰呢？
以司马迁之记看来，其“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则印证炎帝、蚩尤为神农氏末期部族之长。炎帝、蚩尤及黄帝等人的名姓，则又显示“神农氏世衰”之时，东方大地进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时期，如此再思想今日所谓的“炎黄子孙”称呼，亦是贴切合排，也即大概在公元前二千六七百年时，中国社会开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团结的时代，那么所谓的中国婚制、族制，也是应该由此开始，亦如《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如果我于《易、序卦》中剔除此段落，则就是“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丽]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此则于序卦而言更为紧凑顺文理，可知上面是后来之人的反复塞加之辞，但所反映出的是文明在不断进步也，那么我们按照“易经”之义理说；中国早期文明之初始，其内容与性质是绝对不同于今天中国的和西方的“中国古史系”，我以乾卦、本经之“乾；元亨利贞”五字，可下断言。
之于炎黄之战的阪泉、涿鹿，其地究竟在于何处呢？传载考据纷纷杂杂，我思其绝不会在今天江苏彭城或山东左近，《史记、五帝本纪》云；“炎帝欲侵陵诸侯”，已含过江北上意，“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亦能说黄帝率师远离本部落而征伐。司马迁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所谓“东渐於海”，必不是走江淮一路，应为齐鲁，则此“北过涿鹿”，明显非是诸儒硬塞之曲阜、彭城，大概应在河北、河南之地，具体是那里，也就不重要，《易、系辞传》不说炎帝事，应该是其“欲侵陵诸侯”，不合于易经之乾坤义理而不载，如此则《易、系辞传》顺神农氏而直叙黄帝，亦合乎易道，也是隐有黄帝曾事于神农氏。
《易、系辞传》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一段所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说明在叙述易经形成的过程时，《易、系辞传》兼带记史。此段只是三四句话，就交代出神农氏时社会组织随文明的进步开始复杂起来的大致状态，延伸出社会伦理结构的大体成熟，“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表示出来的“工商业”及“货币”等内容，说明“私有制”已经开始。而“盖取诸噬嗑”之噬嗑卦，卦德这样说；“断案用刑明噬嗑”，[本经]；“亨。利用狱”，又表明上古社会通过易经走向法制社会的形成原因及立场，这也是管子、老子、商鞅、荀子、韩非等等人追源处，应该说；先秦法家的概念形成在于此“盖取诸《噬嗑》”。噬嗑卦《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意思是说；口腔里有食物，曰；噬嗑。噬嗑是指矛盾的双方激化时的胶着、磨合、齿咬、切入、缠绞、碰撞、决断等复杂状态，其实就是处理人们在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的矛盾，也说；需咬合嚼碎，咬合嚼碎食物就通畅顺利。“刚柔分”指判断对与错。“动而明”大意为作出裁决后，事情就明朗了，“明”即没有矛盾。“雷电合而章”大概能说是指手段与章法，此应指尧、舜时之辞。不主断并保持中立是为居于上位的行为即；“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是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系指“利用狱也”，即只有或必须的意思。
关于神农氏时噬嗑之内容是什么，《易、系辞传》只是以噬嗑卦二十一取而代之表示法的态度，而先秦诸子对于上古流传之说的表述又是不一，其中孔丘以周公之周礼为典，以商汤、周武做范，然后自尧以下历史皆循此等内容集中道统加工，即“存二王以通三统”的工程，其实就是丘为治世系统研究出的办法，非是史实，两汉考据、训诂、注解沿袭，所以今日见到，都是又经过了后来的国学大师傅们，其实也就是“考据、训诂、注解”的大师们的不断诠释，目的为的复兴也，只是于丘处已经无信，亦全不足信，连孟子都是不信，我信他何来呢。墨子多言是禹、夏事，战国时期荀子、韩非等则只顾眼前，略略提其上，以韩非概论为“上古竞于道德”，则庄子就比较细备传神，《盗跖篇》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如何模样的“无有相害之心”呢，庄子《缮性篇》云；“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也即无法“是故顺而不一”，采取“是故安而不顺”，什么是“安而不顺”呢？庄子《天运篇》云；“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应该是管理但不要求和干涉，庄子特别指出是伦理方面没有强加道德意识形态概念，也即；没有目标要求着顺从。如以庄子之“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再来细论神农之世，应该是如同《礼记、大同篇》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一模一样的境界也。我以为《礼记、大同篇》，应该是成书于周公、成王时候，以当时之政治及历史延革的角度说，也是合乎易之道义精神的一脉传承而来，我思想周公其人如果活到春秋、战国时，也必将是“礼随时变，变合易道”而已的罢了，再观丘之“小康篇”，道则定型拘缚于“周礼”，又如此不断被儒化拘缚两千多年，今日一切也是合乎情理中事情，只是不合天理也！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人家又岂是在虚言哉！
|
评论者：
评论者：
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