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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说卦》云；“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瘠马”指瘦马。“驳马”为杂色马。“木果”意为果实。《易、说卦》云；“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易、说卦》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以《易、说卦》此段，我们体会老子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老子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人家“微明”是什么意思呢？老子曰；“大象无形。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李老子所之“柔”究竟的到底为何呢？
　　
　　然老人家五千言道德经文只有“一”无“易”字，从“易”到《老子》文，汉文化这个质量上的飞跃之于今日而言；已经可笑的到了因为无有“易”字传递，遂至于人们的无法子相信，中国学术乃至于斯，可见可知思维锈到了何种地步，想想可怜的，毕竟我们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呢，因此实在实在可悲！
　　
　　汉、荀悦《申鉴》云；“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与通，博其方，约其说”。荀悦认为“今古不同，一源十流，若天水之违行，欲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汉之荀悦者，尚还知道“一源十流”，比较今日四处遍地的原形文化说。悦者可谓尚矣！
　　
　　荀子曰；“善为“易”者，不占”。荀子此言概指战国时期，说明这个时期“易”进入了哲学境界，其实又是何止战国，春秋之世独见于“易”本之丘曰，亦是不去谈及筮卜，况乎比丘高明之老子、墨子等。战国时候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传说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而古阴符不传，我思想那里还有什么不传之古阴符呢，今日所见阴符经或者是古阴符的更为简化而已，而苏秦在于鬼谷先生处所学又是岂在少数，鬼谷子之捭阖术才使得苏季披靡一世矣。《汉书、文艺志》云；“《乐》、《诗》、《礼》、《书》《春秋》，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又云；“诸子之学，其源皆出王官”。王官之书自然也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夏、商、周依次而来，如此一看汉文化之源头也是简洁明了，也就是包牺氏“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为始也。那么要说；此前呢？又能说汉之《山海经》是整个汉文化的原质原汁文化，是上古神话的时代。而《易、说卦》所载“包牺氏始作八卦”则应是汉文化只起始，并且从全“易”本看来，我们的文化一抬脚即是以“理性”的思考态度作为立足点的。
　　
　　戈登、希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里强调说；“青铜时代的文明是跨越欧亚的广泛的统一体”。许多史前史学家也认为“青铜时代的亚洲和欧洲文明大致上是平行发展”。此等论调颇能使得中国儒化陶醉三番，却又是不知从何说起，拿不出可以平行的东西去相互辉映，只好人云亦云的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吆喝着。其实很简单直接的，只以《易、系辞传》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就是可以佐证，而以“盖取诸乾、坤”比较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的文明，又就是独行在前非是平行也，古印度文明则可忽略不计他。
　　
　　那么“从现在的立场出发解释过去，将目前的形式推到古代时期”，如果我们不用“目的和比较”，那么我们谈论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庄子曰；“《春秋》以道名分”。何为道呢？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过度大概就是马克思爷爷所说；“亚细亚例外论”的开始“例外”之处。虽然我个人认为他也是好不到那里去，但亦如他《论中国纪事》里说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
　　
　　《易、系辞传》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传》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意思是说；明白平易和简约的乾坤大理，就是得到了天下的道理，懂得了天下的道理，就能在天下里居处适中妥当的位置。汉文化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展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完结于“必也正名乎”，自然也就不可以“名可名，非常名”，则“道可道”也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道”也，自然，自然就是无所谓“穷”，又是何须“变”呢？更是勿论“变则通，通则久矣”。春秋、战国之时，亦如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延续流程，何来的乱呢？如果以物质文明进步和文化多元发展说，则是旧有体制跟不上物质文明的步伐而面临被淘汰的历史转折期，而多元的文化发展却又为新的体制产生，而在酝酿着理论上的支持，亦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并且先秦诸子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办法，最后变通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先秦法家。先秦法家也是自尧、舜、禹、夏、商、周以来的封建体制自然培育成的产物，其骨子里所体现的就是秉承封建社会的契约精神，进而开始构建不同以往的，全新的法权体制，汉初之文景时则应该就是对秦法的调整实践修正时期，也即法制社会的萌芽雏形期。汉武以后，则被彻底毁坏。所以说；汉武以前，东方的文明是领先于西方的，而且到东罗马帝国时，也即十二、十三世纪时，依然还能领先，但以“天下言六艺者”及两汉之六经，魏晋之“易、老子、庄子”三玄学，而到了唐、宋时的“五经”扯淡，思“五经”者；“诗、书、礼、乐、春秋”也，这表明汉文化之源头彻彻底底流失殆尽矣。其后亦如西方人所说；“世界的历史是由他们在书写”。
　　
　　我以为中国上古之文化与历史，确确实实是需要厘清厘清了，因为无有本源，不知道从那里来，中国文化将永无出头之日，在说；又怎么可以永远是中国儒化呢，有鉴于两汉儒术之搅乱，使得上古中国历史传载混浊，司马迁曰；“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我但以读老子文，反牵“易经”，就着史迁心迹亦来略略胡乱论论。
　　
　　今日所见“易”本，以其文字修辞看，极类春秋时期，然以屈原离骚词句修辞比较，也不可以说“骚”比“易”年代更早，而两汉辞赋则又是取法楚辞，谁也没说不是中国文化，唐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则又是回到了《诗经、国风》处，谁也是没有说不是中国文化，盖都是使用汉字也，以《诗经、国风》修辞论，也是不可以断定“易”之完成是在春秋时期，并且古有三“易”之说；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易。《连山》是伏羲时候的名称，《归藏》则是黄帝时期，其后还应该有禹之《洪范》，方才是殷、周时的“易”，但前前后后都是“阴阳八卦”别名也。《太史公自序》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说明卦爻筮卜也在随时代与地域亦是各种变化，亦如《易、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司马迁说；“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此于儒家讲则就是“易”为六经之首。而于先秦诸子百家言，亦如司马谈所说；“百家言黄帝”，“易”理所当然就是群经之首也。“百家言黄帝”则自然的就是各种各样说辞，然都是说黄帝，可见黄帝者有如“为驳马”，即杂色马也，亦如《易、系辞传》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虑何思”？此一句，应该说是“易”之原句，其后面才应该是丘之解释，而且《易、系辞传》全篇立论都是“阴阳、乾坤”，以此断然否定“易”是为孔丘之作，“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也是全不合“易”之原理，并且丘之断书自唐尧以孝起，标榜商汤、周武之礼、乐，此与《易、系辞传》止在舜，不见提及有五帝，更是不合丘之“宰予问五帝德”之“帝系姓”的风格，也就不说“必也正名乎”。至于“易”中窜入几条殷时爻辞解卦，亦可算是其在八卦时的塞入传载，分量极轻极轻，也是延着“易”理的筮卜说辞，以此上看，“易”之成型应该是在舜时，而作者则应为八八六十四卦之发明的伏羲氏部族群落，具体是何人？就不知道了。
　　
　　“易”是一本什么样子的书呢？简单点说，他是一本“行政兼及日常生活行为”指导大纲一样为主要的书。为什么儒化也都说；易经文化今天已经成为了内涵丰富，精思善辨，包含着东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美学，军事学，心理学，伦理学，修辞学，人才学，决策学，管理学，旅游学，中医学，植物学，养生学，有机建筑学，风水学，武术学，气功学等等在内的大文化系统，发展起以易理派，象数派为代表，分化成科学派，气学派，心学派，理学派乃至奇门遁甲等众多的学派和学说，即是因为“易”是中国汉文化之起源之头也，并且在漫长的最初岁月时期，“易”一直是作为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行为依据，也即以“乾坤、阴阳之八卦”的卦爻辞等为筮卜的依据来决定行止，并且于春秋早期依然流行，也所以说；秦以前中国社会之婚制，族制，等级，农业，工业，商业，泉币，饮食，衣服，宫食，交通，封建，官制，选择，租税，兵制，刑法等等的文化、政治等皆应以此作为主线展开研究论证。但是中国学术捏合出来古代宗教，而将其置放其中，以我思想，但有迷信尔，那里来的宗教呢？或者说宗族也可以的，《曲礼》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岁偏，诸侯方祭，祭山川，祀五祀，岁偏，大夫祭五祀”，《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祀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立在其地者”。祭祀天地乾坤以为重要，怎样去算做宗教呢？也所以信仰天地自然是无法产生出宗教的，同时又使得汉初及秦以上中国社会超出了物质文明的限制，表现为“文化是在时代前面发展的”。当然只是汉初与先秦以上论，无关于汉武之后中国儒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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