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天”和气象的认识与理解

天和气象都是宇宙中一种自然现象。以过些现象的最初认识，由于观点的不同，思想方法不一致，因而产生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因而也影响人们对气象有不同的理解。

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对“天”的认识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社会制度巨大变动的时候。新兴的地主阶级反对奴隶阶级的斗争异常激烈，正如大海的怒涛，把整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席卷进去。诸候各自称霸一方，相互对立，吞并残杀，战争连绵不绝。因此造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剧烈变化，政治制度不断的革新。在当时社会各阶层大动荡、大分化、大集结的过程中，派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各类文人、学者对宇宙、自然以及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许多不同的看法。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学术上自由讨论，蔚然成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这给我国文化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当时各学派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表现为革新、前进、保守与后退之争；在宇宙、自然特别对“天”的认识上更存在着很大分歧。这表现在“天”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制天”还是畏天“变”还是“不变”，“天人相分”还是“天人合一”之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宣扬“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极力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他们把宇宙、国家兴衰，人事变动，都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天”，即上帝的有意安排。大约与孔子同时代的道家老子，在他的《老子》一书中写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就是说：由天地原因形成的狂风，刮不到一早晨，暴雨下不到一整天，这是自然变化规律。然而天地的狂暴势力，尚且不能持久，何况人呢？意思是说，天地间的自然现象是在不停的变化，而人也是在不停的变化。看来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其实不在。老子的中心思想，认为以下的万物是变的，而超脱天以上的“道”是永恒不变的。“道是万物之宗”，认为“道”才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因此老子的“道”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而且也是形而上学的虚构。与孔子、老子的世界观相反是孙武、屈原、荀子等人。他们对“天”或气象的认识，是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大概在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后来跑到吴国，很得吴王赏识，当上吴国大将，掌握军权。孙武在当时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根据各诸候国数百次大小战争的丰富战例材料，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写出了一部世界著名的古代兵书————《孙子兵法》。这部书精辟地论述了军事学上的战略、战术和战役原则。不仅如此，孙武特别重视气象条件，用以指导战争，直到现在，仍起到很大作用。他在书中一开头《计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考虑）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即政治），二曰天，三曰地，四曰章动角，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也。”可见孙武对战争这个重大问题，首先要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而“天”则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孙武所说的“天”是指阴天、晴天、寒冷、酷暑这些大气中气候之变化情况，绝不是什么臆造出来的虚无飘渺的东西。可见孙武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军事家。他非常重视气象条件对军事的作用。下面孙武根据气象条件具体应用于战术上的一例。他在《火攻篇》里，讲到用火攻击敌人时，要选择天气干燥时间，选择月亮行经箕、壁，翼、轸四个星宿刮风的日了。在有风的情况下，要在上风方向，运用（“昼风久，夜风止”）风速的日变化规律，确定发火的时间，来攻击敌人。二千年以前的古人，能知道风速日夜变化的规律，若没有客观思想，对气象进行实际观察，是总结不出这样科学水平的。当然月经箕、壁、翼、轸四星宿时，是不是一定会出现风？其道理没有说明，尚待进一步验证的。

战国时另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屈原，在他著名的长诗《天问》中，对“天”、“神”等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如“ 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漉何膺之？“这说明当时诗人对风雨，成的神话有怀疑，所以提出了质问；同时对一些自然现象若有所知，但仍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又提出了疑问：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又问：

“，神话中的雨神）号起雨，何以兴之？”

（鸣叫就下雨，究竟是什么促使鸣叫的？）

屈原提出了这些问题，虽没有明确的回答原因，实质上也就是对“天”、“神”的一种批判。

到了战国末期荀子（荀卿又叫孙卿，约公元313——公元前238年）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位大师，他集百家之大成。并总结了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有关天文等知识。在他写的《天论》中，对儒家“天命论”进行全面批判。他明确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指出天是自然界，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天人相分的观点，指出天是自然界，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天行有常，不国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停止）冬。”）与人事毫无相关。他还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离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失之也？”（与其盲目地尊崇天而仰慕它，何不把它跟万物一样地离养，控制起来呢？与其坐待时机，何不同时制宜地役使它呢？）这是要人们“制天命而用之”。实质指出了人不是天的奴隶，而应是天的主人。因此要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敬其己者”）积极发挥主动性，征服自然，利用成物，人类定能胜天的。总之，荀子一方面强调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正解地解决了天和人的关系。荀子的这些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的，他确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伟大哲学家。但是荀子思想，也夹杂了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如他揭露了卜筮、祈祷等迷信活动是统治者文饰政事的骗人把戏，却又认为仍可用来进行愚民统治，这种思想是自相矛盾的。

以上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对天的认识过程中，存在着唯心和唯物，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宇宙观、方法论的斗争，这不仅反映在社会科学上，而且也影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在以后我国的气象发展史上，也会存在这种思想问题的。

2、古代学者对一些气象现象的认识和解释

古代人们不但对“天”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同时对天空中水的凝结以及奇异光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原始社会中，人们对这些大息然的现象是缺乏认识，只有听命由天。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认识的提高，逐步地了解了一引起现象的客观规律性，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解释，这在气象发展上占有一定地位的。

首先对自然界中云雨现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古书《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里所说的“气，”就是充塞在自然中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说地面上的气质上升，形成了云，天空中的气质下降，就成了雨。所以从根本来说，雨是由地气而来，云是由天气而来。当然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古代还没有水汽这一概念，笼统作为“气”看待罢了。东汉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公元27——公元97年），发燕尾服了古代对于“气”的学说，重新明确了“气”的物质性。在他所著的《论衡》中《说日篇》说道：“夫云则雨，雨则云矣。初生为云，云繁为雨。”说明云雨是同一性质，形成过程不同。他又在《感虚篇》中论到“天谷雨”一题说：“夫云雨出于丘山，降散则为雨也，人见其从上而坠，则衷谓之天雨水也。夏日则雨水，冬日天寒，则雨凝而为雪。皆由云气发于丘山，不从天上降集于地明矣。”这里也说明山区降的雨雪，要源是从地上而来，而且进一步解释雪的形成，认为是云中雨滴冷却凝成的，是有一定科学意义的。

西汉时董仲舒，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是属于儒家体系，但对雨的形成上，有其合理的部分。譬如，在他所写的《雨雹对》中，认为雨滴是由小去滴受风“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并说：“风多（大）则合速（快），故雨大而疏，风小合迟，故雨细而密。”这种从微观角度说明雨滴形成过程，基本上是符合现代暖云降雨理论的。

其次对雷电现象，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比较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一种是摩擦形成说，这是在战国时由慎到（纪元前395年到前315年）首先提出的。他主张：“阳与阴夹持，则磨轧有光而为电（见《子史精华》）。另一种是爆炸起电说。这是由王充提出的。他用“一斗水灌冶铸之水”来解释备声，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特别在《论衡•雷虚篇》中，对雷暴形成及其季节性出现的特点，作了明确地解释。他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何以明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这是非常合乎科学道理的。

古人对天空中虹，也非常注意观察。前面已提到在春秋时期，《诗经》中，曾把济（即虹）与降雨联系起来，这仅是人们观察天象的一咱经验总结，还说不出道理。到唐时，孔颖达对虹开始有了解释。他说：“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但在云很薄能看见太阳情况睛，由于阳光照射雨滴，会是虹生。这一说明，仅是虹生的表现，没有道出问题的实质。后来北宋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曾记述他出史丹契途中，在一次雨过天晴的黄昏，背着太阳自西东望，见到虹，相反方向则无，这比前人所述虹生现象进了一步。通过沈括的记载，知道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科学家孙彦先，对虹颇有研究。他说：“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这里“影”与：“景”就是“光”的意思。看来孙彦先对虹的形成，说得更清楚了。当然那时还没有对光的折射现象的认识和研究，所以就提不出来现在物理水害的水平。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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