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体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发展起来的。在笔画和结构上比甲骨文简单些，其特点主要有三：
　　(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
      (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种写法的后面还有一只手。“虫”字像虫子弯曲形，第三种写法的上面还有两只眼。
　　另外，在解放前的长沙地区还出土过帛书，是楚国墓葬晶。令人气愤的是这件国宝在1946年被中华民族的败类卖给了美国人，后来藏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图书馆。至于简书、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长沙、信阳等地曾多次发现，不过多属于草率急就的文字，远不如钟鼎文那样工整。
　　(三)篆书。
      对于“篆书”这个名称，历来就有争论。郭沫若同志说：“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椽，音院，古代官署属员的统称。)这就是说，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也就是“官书”。
　　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dan担)是120斤，可见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120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这些“官书”就是“篆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以后，才把以前施于官掾的“文书”叫做“篆书”。所以“篆书”是对“隶书”而言的。篆书可分为“大篆”和“小篆”两种：
　　(1)大篆——许慎说：“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叙》)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汉书•艺文志》)这些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宣王是周朝的中兴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做到了“内修政事攘夷狄”。所以当时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的良好条件。
    大篆的真迹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了十个像鼓子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们称之为“石鼓文”。其内容是记载田猎之事，并且是用韵文写成的。从字形上看与殷周古文不同，而与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个字，石鼓文的写法与小篆的写法相类似。
    大篆的特点：1．线条化达到了完成的程度，线条均匀而柔婉。2．结构比较整齐，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3．同一个器物上的异体字几乎没有。4．笔画较繁，书写不够方便。
    《说文解字》根据残存的九篇大篆，收进了223个“籀文”(即大篆)，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战国时，各国的文字形体大不一样，这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这段话是说，秦统一了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决不能说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过文字的统一工作。大篆变为小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在以上这三种变化方式中以省变为主，这是符合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的。
　　《说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体，线条规整，书写美观。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fu浮)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
　　(四)隶书。在秦朝初年，官书都是用小篆书写，而在民间通行的却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这种草篆的特点是：笔势趋直，笔画趋简，书写方便，当时的帝王秦始皇却是鼓励人们写隶书的初成字——“草篆”。隶书是由草篆演变而成，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为下杜人程邈所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地说隶书是程邈所创，其实这都是一种传说，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奖励的“徒隶”(管狱讼主事的小官)，他决不可能是隶书的创造者。因为字的一种形体，决不是一个人一时所能造出来的。这与文字“决非仓颉一人所造”是一个道理。
　　隶书始于秦朝而盛于汉朝，所以隶书也称为“汉隶”。经过西汉二百多年到东汉时隶书才算完成了。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图画色彩，变成了纯符号性的交际辅助工具。
隶书和小篆有何区别，以下作个比较：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小篆变到隶书：在字形上，变圆形为方形，在线条上，变弧线为直线，在笔画上，删繁就简。这种变化就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进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飞跃。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而后就叫做“今”。所以“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五)草书。
      《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草书是跟汉隶并行的一种字体，是汉隶的潦草写法。这种字体求快求速，笔势连绵，能够初具汉字的轮廓也就够了，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草书是汉“章帝时(公元76年一公元88年)齐相杜度，号善作之。”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草书的形体也决非一人所造。所谓“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时开始使用。但是它的创造者仍然是劳动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间。
　　草书到了后来，简直越草越凶，龙飞凤舞，信笔所之。有些宇除了书写者外，谁都不认识。石梁的《草字汇》，收集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单一个“书”字就有五种写法。到了唐朝，书法家张旭的“狂草”，简直有点像道土画符的样子，确实是一般人所难以欣赏的。
　　(六)楷书。
      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它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笔画平直，结构方正，书写方便。从笔形上看，基本上就是唐朝张怀所提出来的所谓“永字八法”。一个“永”字，大体上包括了汉字的八种笔形，用现在的名称说：“侧”就是点，“勒”就是横，“努”就是竖，“超”就是勾(趯，ti惕)。“策”就是挑，“掠”就是长撇，“啄”就是短撇，“磔”就是捺，从“勒’到“趣”的弯儿就是折。现在汉字的笔形也不过有这八种。
　　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也有人叫它“今隶”。从东汉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现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七)行书。
      行书是“楷书的流动”，它形成于魏晋。《宣和书谱》说：“自隶法扫地，而真(楷)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草’。”这话说得比较确切。它说明行书是间于楷书和草书当中的一种形体，虽然笔画连绵，但各字又是独立的，写起来比楷书快，但又比草书好认。因而从魏晋起直到现在，行书用得最为普遍，最有群众基础。

 

       四、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在我国古代的书籍中，一个方块字往往有好几种写法，这就给我们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就必须掌握有关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一)古今字。
      《墨子•公输盘》中记述：当墨子斗败了公输盘后，“公输盘不说”。“不说”，这好像是说公输盘斗输后不说话了。这样理解就错了。这里的“不说”就是“不悦”，是不高兴的意思。可是人们往往认为“悦”字是本来就有的，而只是古人在书写时经常写为“说”罢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须知上古是没有“悦”字的，《说文解字》中也只收了一个“说”字，没有“悦”字，其释义是：“说，释也。”可见“说”才是本字，“悦”是个后起字。所以“说”就是古字，“悦”就是今字。
　　为什么会产生古今字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字少，而后世又不断地发展增多。例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不重样的字共用了4466个，东汉《说文解字》也不过9353个字。可是，到了1915年，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000多个，相当于《说文解字》的5倍多。古代的字少，一个字要代表几个意义，真可谓”一身兼多职”。比如上古的一个“辟”字就兼有多种职责，它能代表“避”、“嬖”、“僻”、“譬”、“辟”这五个字用。后世人为了减少字的“兼职”现象，才在“辟”字的身上加了各种表意的形符，以示意义的区别。因此，上古的“辟”字就是古字，而后世新产生的“避”、“嬖”、“僻”、“譬”。“辟”就是今字。
　　在古书中，古今字的现象很多。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那就很难读懂古文。以下略举几例：
　　(1)“此世俗之所谓知也。”(《庄子•胠箧》)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智慧啊。
　　(2)“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元年》)
　　——太叔跑到共那个地方去了。
　　(3)“夫晋何厥之有?”(《左传•僖公三十年》)
　　——那个晋国有什么餍(满足)呢?
　　(4)“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布帛长短一样，价钱也相似。
　　(5)“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疬痏勏閒。”(《论语•先进》)
　　——千乘的小国，夹在大国之间。
　　以上这些例句中的“知”、“大”、“厭”。“贾”、“閒”等，都是古字，而“智”、“太”、“餍”、“价”、“间”等都是今字。如果有人认为今字才是“本字”，那就错了；如果有人拿今字去更正古字，那就更错了。
　　从古字变为今字，有的是用古本字作声符，再加上一个形符。如。知”、“厥”、“贾”变为“智”、“餍”、“价”；也有的是改变古本字的形符，如“閒”变为“间”。我们了解了这些古今字之间的关系，对准确地理解文言的语义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承认文字古今发展的事实，但决不应该厚古薄今，不能认为只有古字才是正字，而今字是“俗体”或“破体”。有的人常常以所谓写。正字”为借口，偏偏要把“返回”写为“反回”，把“嗜好”写为“耆好”，把“环境”写为“环竟”，这是很不应该的。
　　(二)异体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在音义上相同，在任何语言环境里都能互相代替，而只是写法不同，这种音、义相同而仅写法不同的几个字在文字学上就叫做。异体字”。比如：“熠”与“照”、“并”与“垃”、“睹”与“覩”、“咏”与“辣”、“谕”与“喻”等都是异体字。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鲁迅：《外文谈))这一多，就很难作到形体划一。同一个概念，由于时间或地区的差异，就可能造出好几个字来。而且这种异体字越古就越多。例如一个“兄”字，在甲骨文中就有35种写法，一个“贝”字，在金文中就有60种写法。就连一个。窗”字，后世就产生了六个异体字，写作窗、窓、??、窻、牎、臆等。这些异体字根本没有必要同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它就会成为阅读古书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对异体字加以研究和整理。
　　从前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说文》中有的，就是正体，《说文》中所没有的就是“俗体”或“变体”，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因为许慎本人也往往把应该收进《说文>的形体遗漏了。所以宋人徐铉又增加了不少原有的形体。
　　异体字的类型，大体上有以下五种：
　　(1)形符不同：
　　涝遍徧、猫貓、堤陧、粘黏、糕餻、唇唇等。
　　(2)声符不同：筒莆、秸楷、捣播、线線、笋筍、验騐等。
　　(3)改换意义相近的形符：辉煇、睹覩、径迳、侄迳、铲剷等。
　　(4)形符和声符的位置不同：略畧、够夠、群羣、鹅鵞、案桉、惭慙等。
　　(5)形声字与会意字的异体：泪淚、岩巖、奸姦、渺淼等。
　　异体字多了，自然造成学习上的额外负担和用字上的混乱。1955年12月22日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决定精简1055个异体字，确定了810个字为使用正字。比如在以上所举的这些异体字中，每一小组的第一个字均为留用字。第二个字均为废除的异体字。比如“遍”、“猫”等均为留用字；“偏”、“貓”等均为已经废除的异体字。废除异体字是我国文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精简了字数，便于掌握和使用。

      (三)繁简字。
      简体字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比如《诗经》中的“於”皆写作“于”，汉《吴仲山碑》中的“餘”就写作“余”，《正字通，中的“填”、“聽”俗作“坟”、“听”。凡是所谓“俗体”，都是早在民间流行的简化字。这些“俗体”字尽管曾遭到过扼制，但汉字由繁趋简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今天，在我们正式使用的简化字中，有很多就是古代简体字的借用。比如：
　　“准”(凖)《广韵》“庙”(廟)《字汇》
　　“双”(雙)《集韵》“恋”(纞)《字汇》
　　“声”(聲)《正字通》“怜”(憐)隋《董美人碑志铭》
　　“夹”(夾)汉《曹全碑》“扑”(撲)《集韵》
　　“宝”(寶)《宝应碑文》“齐”(齊)《正字通》
　　“尽”(壶)《正字通》“朴”(樸)汉《孔庙碑》
　　“干”(幹)汉《郑季宣碑》“晒”(曬)《字汇补》
　　“灶”(竃)《五音集韵》“痒”(癢)《集韵》
　　“烛”(燭)《字汇》“笔”(筆)北齐《雋敬碑)
　　“画”(壹)《字汇》“籴”(糴)《干鶈妻嫃禄字书》
　　“类”(類)《五音篇海》“粜”(糶)《干禄字书》
　　“纵”(縱)《集韵》“阴”(陰)《字汇补》
　　“肤”(膚)《广韵》“麦”(麥)汉《西狭颂》
　　我们学习古代汉语和研究古代文献，不仅需要掌握简化字，而且需要掌握繁体字，掌握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关系。只有掌握了这种关系，才不至于产生误解。比如《后汉书•丁鸿传)有“干云蔽日”的话。如果把“干”理解为“乾湿”之“乾”的简化字“干”那就错了，因为天上的云不可能有干、湿之分。这里的“干”字，是“树木参天”的意思，与“干”字繁体字毫无关系。
　　繁、简字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简化字与繁体字在词义上本来毫无联系，而仅仅读音相同，但在简化时则采用了笔画少的。如“蒙”与“矇”在词义上大有区别：“愚昧”谓之“蒙”，而“嚎”则有“欺骗”义。后来只是因为读音的关系，才以“蒙”代“矇”了。
　　第二，有的简化字是借用其繁体字的一部分，但这个“一部分”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不能用今天的这个简化字去理解古代的另外一个字。如今天的简化字“隶”(li力)，就是取了繁体字“隸”的一部分，然而“隶”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是一只手抓住了一条尾巴的象形字。许慎说：“隶，及也。”《玉篇》就把“隶”直接写为“逮”。所以古代的“隶”字也就是今天的“逮”字，若不注意就会弄错。
　　第三，今天有些简化字，有的是古本字，如“气”(氣)、“网”(綱)等；有的是占通用字，如“荐”(薦)、“痒”(癢)等；有的是古异体字，如。“礼”(禮)“线”(綫)、“泪”(淚)等。了解了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代早就有了这些简化字，只不过是为了书写方便，才选择了其中笔画少的作为今天的统一使用体。

      五、假借字的规律
　　

什么是假借字，在“六书”问题中已作了简要的分析，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假借字到底有些什么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对阅读文言文有什么用处。
　　
      (一)从汉字的形体结构来看，假借字主要有两个规律。
　　1.一个“独立”的字充当了另一个字的声符时，那么这两个字有时是能互相代替的。如：
　　(1)“(元济)起，听于廷。”(《李愬雪夜人蔡州》)
　　——元济起床，在庭上细听。
　　(2)“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战国策•赵策》)
　　——地位很尊贵，但是没有一点功绩；俸禄很优厚，但是没有一点勋劳。
　　例(1)中的“廷”字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庭”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庭”的假借字了。例(2)中的“奉”字本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俸”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俸”的假借字了。
　　2，两个形声字，由于声旁相同可以互相代替。如：
　　(1)“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
　　——替天下人倡导，响应的人一定很多。
　　(2)“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同上)
　　——将军身披坚甲，拿着锐利的武器，攻打无道，诛灭暴秦。
　　(3)“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输》)
　　——公输盘变换了九次攻城之法，被墨子九次拒(挡)回去了。
　　例(1)的“唱”字，例(2)的“被”字，例(3)的“距”字，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和“倡”、“披”、“拒”等形声字的声符相同，所以“倡”、“披”、“拒”可以假借为“唱”、“被”、“距”。这样的假借现象在古书中是屡见不鲜的。
　　
      (二)从汉字的读音上看，两个字由于音同或者音近，虽然形体上没有什么联系，有时也可以产生假借现象。如：
　　(1)“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公输》)
　　——公输盘攻城的器械用完了，但墨子的防御之法还多着呢。
　　(2)“(白骨精)嘴唇往下别。”(《西游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的嘴唇往下瘪。
　　(3)“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儒林外史•范进中举》)
　　——像你(范进)这个尖嘴猴腮的样子，也该撒泡尿照照自己。
　　例(1)的“圉”，例(2)的“别”，例(3)的“抛”，是和“御”、“瘪”、“泡”同音(或音近)。所以它们就充当了“御”、“瘪”、“泡”的假借字。
　　总之，不管从结构上看，还是从读音上看，都离不开音同或音近这条根本原则。如果在读音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字，那它们就不能假借。

　　怎样才能辨别假借字呢?大概离不开以下两种办法。
　　第一，看上下文的意思，再考虑其读音。如果根据字面的意思根本讲不通，但从读音上却能与另外一个能讲通意思的字联系起来，这就有可能是假借字。如“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韩非子•五蠢》)这当中的“必”字如果解为“必须”，则根本讲不通。从上下文的意思看，这里的“必”是“尽”的意思；那么有没有读“必”的音而又有“尽”的意思的字呢?有的。这就是“毕”字。所以“必”在这里就是“毕”的假借字。
　　第二，利用《玉篇》《类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来辨别假借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立之塗，匠人不顾”的话。这个“塗”字不好解释，一查《康熙字典》就发现其中有“塗通途”一条，“涂”就是“途”的假借字，问题解决了。
　　由上述可知，我们掌握了假借规律和辨认假借字的方法，对我们讲授古典文学、阅读古代典籍、理解古文的语义是有很大帮助的。
　　总之，要对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并正确地加以批判继承，就必须掌握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困难重重，“未及升堂，焉能人室?”(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