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路经五台山塔院寺时，见一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默念着，颇为赏识，便问：“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写。”毛泽东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

毛泽东与党的宗教保护政策

在宗教政策上，毛泽东并未采取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寻求其合理内核与民主性精华，进而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194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要把最高原则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合起来。像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社会主义、扩大城市都不要忘记，可是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才算联系群众。”接着他又以彭湃同志的活动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大王，他是留学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

毛泽东意识到，建国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对社会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

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有“佛教将军”之称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与先生商略。”

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忽视佛教文化的倾向是非常不满的。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个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可见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说：“我赞同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绝不是因为谈话对象是宗教界人士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认真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时，虽然处理了叛乱和封建剥削与特权，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但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保护的。这个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得到执行。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修复开放一些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信教群众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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