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称颂孔子为大成至圣，并非空穴来风。其实称孔子为“圣人”，在春秋时代业已开始，只是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对圣人的理解有异，故其称呼也不同。

　　“圣”之本义与“耳聪”相近，当为听觉灵敏，后引申为聪明，后由聪明进一步发展为“圣智”。在此意义上，“圣人”也就成为智慧的象征。

　　在《尚书》、《诗经》、《左传》、《国语》、《逸周书》等早期典籍中，“圣”和“圣人”出现频率颇高，说明崇圣已经成为一种潜隐心理，渗透到周代的文化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下，圣人超出了原初意义，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分析《左传》与《国语》中所提到的圣和圣人，就会发现他们毫不例外地指向历史上圣帝明王及其辅佐者，其之所以成为圣人，与其出众之智慧、杰出的治国之才能和创设制度之能力密切相关。

　　但是，春秋时代，伴随着知识的积累、文明的进步和理性的提高，人们对圣人的理解和认识不再拘泥于传统观念，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一方面，原初意义上的圣人观念依然流行，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时人视多知的臧武仲为圣人;另一方面，德位一体的圣人观念亦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墨子·公孟》篇中，公孟子以“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孔子为圣人。公孟子的思想反映出孔门乃至于当时普通知识人之圣人观念，以及他们视孔子为圣人的思想。

　　尽管如此，孔子本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圣人，说：“圣与仁，则吾岂敢?”显然，孔子是不认同时人视多闻、多知、多能者为圣人的。在《论语》中，孔子最崇拜的人物是尧、舜、禹、周文王等。让天下于贤能是孔子再三赞叹的至德。以天为则，不言而治，无为而化，“居北辰而众星拱之”的理想政治，也是孔子衷心希望的。孔子在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身上发现了这些常人所难具备的美德，所以认为他们就是圣人。由此看出，孔子之圣人其实和其仁学思想紧密联系。

　　合而观之，“既仁且智”方是孔子的圣人观。而子贡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孔子是圣人。盖孔门之教，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求学者利人及物，这就是仁道。孔子教不倦的精神，正是其“博施于民而济众”的仁道的生动写照。在子贡看来，孔子已优入圣域了。以教化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人生寄托，以之来完成前圣未能完成的事业，这正是孔子一生最主要的价值所在。

　　其实，孔子被时人视为圣人，还与其出身相关。在世人看来，孔子具备成为圣人的先天条件。这也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化有关圣人观念的另一面。那就是圣人，既然为社会上之少数，不可多见，其出身、血统自然是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在春秋时代，孔子就已经被人称为圣人。时人对孔子的尊崇，既是对其卓越智慧的礼赞，也是对其高尚德性的敬仰。就此而言，春秋时人称孔子为圣人意味着在三代传统之外发现了新的文化起点，而此起点，诚如北宋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国文化永恒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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