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古书的注释工作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但是早已亡佚。在先秦传世文献的正文里，还保留有“传（zhuàn）”、“解”、“说”、“记”等古注形式，一些常用的古注术语也大体具备，如“谓之”、“曰”、“言”、“之为言”、“犹”等。
一 古注概述
我国古书的注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先秦典籍文字很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此外，西汉经济的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两汉时期，经学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昌盛局面，儒家各种经典的注释大批出现。两汉重视古文经（用古文字写的经书）学，注重语言文字和名物方面的考释，注文简明朴实，形成经学史上著名的汉学汉字风。汉学学风又称“朴学”。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郑兴之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专注一经，只有东汉·郑玄，他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经（用今文字——隶书写成的经书）学之长，遍注群经，成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郑学”。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古注有：毛亨《毛诗诂训传》，郑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孔安国伪《尚书传》，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经注之外，还有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等。
三国世乱，学术受挫。注家中有名的有王肃、韦昭等人。魏人王肃，治学不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曾为《尚书》、《诗》、《三礼》、《论语》、《左传》等作注，当时列为学官，世称“王学”。可惜王肃注本，均已亡佚。唐人义疏间或称引王说。王肃注经，笃信贾逵、马融，攻讦郑玄。吴人韦昭好学不倦，精通经史，注书颇多，但传于今的仅《国语注》21卷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书注释继续发展。西晋永嘉之乱（291—306）以后，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王学”与“郑学”之争持续不断。南北朝时，北方崇尚“郑学”，注经守东汉经师家法，重训诂章句；南方采郑、王之学，也兼采玄学，注书好借机阐发自已的哲学思想，大谈性命哲理。此时玄学盛行、佛教大兴。玄学崇尚清谈，佛教聚众讲经。在经学、玄学和佛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义疏体”注释形式。由于同一种古注家众多，经、史、子各部就出现了“集解体”注释书。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著名古注，主要有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范甯（nìng）《春秋谷梁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裴骃的《史记集解》，皇侃《论语义疏》，裴松之《三国志注》，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张湛《列子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丽道元《水经注》。这一时期的注疏还扩大到了小学著作，最著名的是晋郭璞《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
隋朝注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炫。他通天文律数，深研诸经，然生性机敏而躁竞，多自矜我，所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春秋规过》、《春秋攻昧》等，专攻前人注释《春秋》之过误。刘炫注本均已亡佚，唐人义疏常引其说并加驳难。唐代学术文化繁荣，注书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是继两汉以后的又一高峰期。
在经注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义疏繁杂，歧解并起，莫衷一是，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孔颖达等人奉敕对前代义疏加以整理。他们以南北朝时期的南学为主，兼采北学，按照唐人观点加以裁定，编成《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180卷。后经两次修改，于唐永徽二年（651）颁布于世。《五经正义》定于一尊，使两汉以来经学派别林立、异说纷争的局面宣告终结，也使众多的魏晋义疏被废弃而亡佚，流传下来的仅《论语义疏》而已。《五经正义》之外，还有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
唐人义疏，解释词句及考证名物制度较翔实，引证丰富，保存了汉魏一些经注旧说。唐疏遵守“疏不破注”原则，每种注本宗汉魏一家之注，并引用材料对经文、注文进行实证性讲解阐述，就注推衍，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有时注文不当，也曲为之说。
隋唐时期随着政治的统一，思想文化上也要求统一，出现了奉诏官修的《五经正义》和一些私家著述的经疏。这些经疏，全面总结了唐代经前的经学成就，统一了经注。这类“正义”、“经疏”，保留了大量前代训诂材料，解说详尽通俗，对帮助今人读懂先秦两汉经注、了解古代社会和上古汉语特点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古注还有：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集注》，章怀太子李贤《后汉书注》，杨倞（jìng）《荀子注》，成玄英《庄子疏》，李善《文选注》等。其中《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与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世称“史记三家注”。大体说来，《集解》以征引议广博为长，《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胜，《正义》以释地理著称。李善《文选注》详于对原文典故来源和词语出处的考释，受到后人推崇。
宋代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宋儒注经，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形成经学史上的宋学学风。宋人大家中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推朱熹。朱熹注释古书，一方面继承前代训诂成果，另一方面又往往从作品的语言出发，反复体会文章，然后作出解释，从而纠正了汉唐古注中的某些错误，一般比较合理可信。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古注有：邢昺(bǐng)《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南宋有人托名孙奭（shì）撰《孟子疏》，朱熹《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洪兴祖《楚辞补助》，杨齐贤《分类补注李太白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其中邢昺、孙奭四种注疏本在南宋时期与唐人孔颖达、贾公彦、徐彦、杨士勋的九种注疏本（九经义疏）在南宋绍熙年间合刻，就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前人一般认为邢昺疏不及唐人疏，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伪孙奭则显然浅陋。
元明时期是训诂的衰落期。为数不多的若干家注释，大多墨守宋代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樊篱，很少创新。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古注有：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等。
清代经学注释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清儒对古代文献作了全面的注释整理，注释书籍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清儒反对宋人的空疏义理学风，倡导汉代重考据重语言实际的朴学学风。清代学者摆脱宋明理学束缚，重振汉学，在语言文学的研究方面建立了形音义的完整体系，开辟了“因声明义”，“以义正音”的新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古音学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古书注释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清儒注疏，在研究方法和成果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汉唐旧注。例如清人对《十三经注疏》不大满意，便起而改作。对于旧注，好的便沿用并为作疏，不好的则连注带疏一并抛弃，另作新的注疏。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从邵晋涵到孙诒让有十余家。清人在文字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上工力甚大，成果卓著，纠正了汉唐以来注疏的许多错误，解决了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清人注释，有的考证过于繁琐，堆砌材料，不切实用，是较大的缺点。
清人对于《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前代辞书，也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产生了一批各类辞书的注释精品。对于集部书的注释，清儒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别集”。在古书的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清人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古注有：惠栋《周易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陈奂（huàn）《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孙诒让《周礼正义》、《墨子閒诂》，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梁玉绳《史记志疑》，沈钦韩《汉书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庄子集解》、《荀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朱珔（jiàn）《文选集释》，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王琦《李太白诗集注》，仇（qiu）兆鳌《杜诗详注》。
此外，清代有些学者还以读书札记的方式，对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加以研究，并总结出一些通例，对文字的校勘、词语的诠释，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就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清代也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注释和疏证小学著作的名家很多，如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戴震《方言疏证》，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阮元《十三经校勘记》等，在中国小学史上堪称杰作。
清代有的学者还开创性的从事经籍训诂材料的纂集工作，如阮元等人收集唐代人以前各种古籍的训诂成说，包括经史子集各部中重要著作的各家注释，以及汉晋以来各种字书、韵书的解释，编成《经籍纂诂》。它既集古书传注材料之大成，又兼有字书、辞书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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