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显得寒酸。这都是封建社会中畸形的、病态的现象。如唐人郑傪设宴招待赵伸，
因舞妓年老而受到俳优孙多子的讥刺：“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也好古。昔日
曾问阿武歌，今日亲见阿婆舞。”
家妓和营妓、官妓之不同处在于她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非经主人许可，他人
不得染指，否则，就是主人的耻辱了。如有个叫杨绘的人，耽于妓乐，日事游宴。
有次他请客吃饭，席间有个叫胡师文的人，是个行为不检的豪民子，半醉时狎玩杨
绘的家妓，无所不至。杨妻在屏风后看到了，深以为耻，不好向客人发作，就呼妓
入而挞之。胡师文见了推开杨绘，叫这家妓出来，杨绘面子上实在下不来，要撤酒
席，结果被胡师文打了一顿。
有些色艺俱佳的家妓有时还成为权贵们争夺的对象和牺牲品，一如争夺珍宝然。
例如：
李丞相逢吉性刚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怍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
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
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妾，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
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奴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
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
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
以拟四愁云尔。
再如：
韦庄，字端己，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姿质艳丽，兼
擅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辞，强夺去。庄追念悒怏，每寄之吟咏，《荷叶杯》
、《小重山》、《谒金门》诸篇，皆为是姬作也。其词情意凄惋，人相传诵，姬后
闻之，不食而卒。
韦庄和刘禹锡都是著名文人，也有一定的官职，但终究敌不过当朝权贵，宠妓
爱妾眼睁睁地被夺而无可奈何。如果反抗，结果又会如何呢？
五代安重诲尝过任圜，任圜为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诲欲之，而圜不与，由是
二人相恶，重诲诬以反而杀之。
这一类的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又如：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者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
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悲痛成疾，
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
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
看来，在家妓问题上，实在聚集着当时的多少社会矛盾。
５．私妓
所谓私妓，是指那些不隶乐籍而以卖笑为生的妓女。她们是市民队伍不断壮大、
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活跃于各城镇商业区，为商人、市民、游客服务。在唐
代以前，尽管已有私妓活动，但那时官妓制度还不够完善，市妓也尚未兴起，私妓
这一种类的妓女还没有完整地形成，因此，私妓的发展历史应该从唐代说起。孙
在《北里志》中记载的妓女，实有两类，一类是“隶属教坊”的市妓，一类是不入
籍的私妓。他说：“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
仆下里娼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娼家弃之，以转求厚赂，误
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
假母所买所教的这类妓女，如果不向教坊司登记入籍，则为私妓。
由于唐代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时代，所以私妓不仅可以公开活动，而且可
以和入籍的市妓居住在一起倚门卖笑。如北曲自西第一家假母王团儿有一名妓女福
娘就是私妓。孙至长安应试时曾游北里，与福娘过从甚密，福娘常惨然郁悲，一
日泣告孙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这就是说，
私妓从良，不必经教坊司批准落籍，只要付给假母一笔身价费就可以了。相对于宫
妓、官妓、营妓、家妓来说，私妓还是“自由身”，她们既不是乐户女子，也不是
女俘、女奴，而大多数是良家女子，有较多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也比较容易从良。
但是，她们在文学艺术素质方面虽偶尔有少数佼佼者，总的来说不如宫妓、官妓、
家妓，她们主要是色妓，对嫖客以提供性服务、满足对方的性欲为主。
唐代的私妓十分兴盛，许多大都市都是她们的聚居地。一是长安。长安妓因为
有公卿举子相往还，声价一般比较高一些，帝王常游北里，朝士宴聚，亦多在此。
“诸妓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
诣。如不惜所费，所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
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排次，良不可及。”二是
扬州。扬州为当时盐铁转运使所在地，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所
以当时谚语有“扬一益二”之称。于邺《扬州梦记》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
向夕，娼楼之上，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杜牧之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
珠帘总不如”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
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
不似时期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些诗句，都形容了当时扬州“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繁荣的卖淫状况。长安是当
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扬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交通便捷，商业发达，流动人口很
多，都促使了妓女的增加和发展。
女子之为私妓，和为官妓有所不同。为官妓有许多是政治上的原因，如罪人妻
子或被掠夺等，而为私妓则多为生活所迫。例如为生活所迫而自卖青楼，因婚姻不
幸而被迫为妓，被人引诱或掠卖而误堕风尘等等。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妓女福娘
对孙诉说过自己的身世：“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娼家学针线，
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绐而
去。初是家（指假母王团儿）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
客。寻为计巡辽所迫，韦宙相国子及卫僧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
有兄弟相寻，便欲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
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福娘从良家女子受人
引诱而掠卖至娼家，即使兄弟找到了也无可奈何，其经历是颇为典型的。 | 
